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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结合,开拓创新——袁靖先生访谈录
发布时间:2014-06-15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吕鹏    点击率:

  【简介】

  袁靖,男,1952年10月出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日本国千叶大学研究生院自然科学研究科,获生态学博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等多个研究或教学机构的学术委员会委员或理事、《考古》等多家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委员,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杜伦大学、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客座教授。主持过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文物局的课题及中外合作课题。
 

  袁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国家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等六部委共同评选的“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的称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评选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称号,教育部、国家学位委员会授予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的称号,作为第一作者、主编撰写的专著或论文多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评选的“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三等奖”、《中国文物报》评选的“全国最佳文博考古文集奖”和“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奖”等,参与撰写的多本考古发掘报告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评选的“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三等奖”等。
 

  学术专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和科技考古。
 

  至今,已出版学术专著2部、主编学术专著2部、用中文、英文、日文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共计200余篇。主要代表作有:专著《科技考古文集》、《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主编《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论文有《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动物资源方式的研究》、《从中日两国贝丘遗址看古代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国科技考古五十年》、Pig domestication in ancient China、New Zo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Changes in ShangDynasty Animal Sacrifice、Recent Archaeometric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等。
 

  2014年6月,袁靖先生正忙着对专著《中国动物考古学》进行最后一稿的校对,大到文思、小到句读,均一一审核。在他看来,这本专著既是“对自己在动物考古学这个学科的研究做一个系统的总结和凝练”,又是“为后学者搭建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这份责任感,始终是袁靖先生刻苦治学、辛勤传学的动力。早在2009年,笔者就曾对袁靖先生进行过采访,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现将采访实录如下。
 

  吕鹏:袁老师,您好!首先谢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请问您是如何开始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
 

  袁靖:20世纪70年代末,我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学习中,我感悟到老师讲授的原始社会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可以用“形状”两个字来概括,即首先认识发掘出土的各个遗址中房址、墓葬、石器和陶器的形状,然后归纳出由一群遗址组成的一个文化或类型的房址、墓葬、石器和陶器的形状,最后依据这些遗迹、遗物的形状特征总结出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异同。1985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石兴邦先生学习新石器时代考古。我的硕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依据区分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特征这个基本思路,把甘肃地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进一步细分为分布于不同区域的三个组。毕业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过多次田野发掘,也写过一些发掘报告和论文。在当时以建立文化谱系为主要目标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考古学基础。
 

  1989年,我到日本千叶大学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加藤晋平教授给了我三条建议:一是继续学习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二是学习日本绳纹时代考古,三是学习20世纪后半叶兴起于西方考古学界的动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我决定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选择动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到,日本、欧美的考古学界在完成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设后,通过加强考古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紧密结合,建立起新的理论和方法,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从多个崭新的角度开展研究,把考古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动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正是欧美学者在推动考古学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两门学科。
 

  从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回国至今,已过去20多年了。这些年里,动物考古学一直是我研究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200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访问学者
 

  吕鹏:动物考古学在中国的起步、逐步成熟和不断完善是与您和其他动物考古学学者的努力密不可分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动物考古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能否请您将学科发展的状况及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贡献向我们做一下介绍?
 

  袁靖: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法国和中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杨钟健通过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研究,发表了《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的研究报告,这本报告里面列举了出土的40多种动物,包括大象、鲸鱼等比较奇特的动物种类,探讨了家畜饲养问题,由此拉开了中国动物考古研究的序幕,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由于战乱等原因,这样的研究未能持续下去。
 

  20世纪50年代中叶,杨钟健先生专门撰文强调要重视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要开辟专门的场所集中放置这些动物遗存,要安排专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探讨家养动物的起源、人类对动物的各种利用等。到50年代末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学者对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了研究,特别有意思的发现是:这个遗址出土的猪大部分是1-2岁的个体,根据这种现象,认为当时存在饲养家猪的行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研究也未能很好地持续下来。
 

  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动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长足发展,自20世纪的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动物考古研究向前迈进的步伐明显加快。主要体现在专门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人员增加到数十位,多家科研和教学机构都成立了自己的动物考古实验室和教研室,鉴定和研究了众多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新的建树,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开展了多项中外合作研究课题等。我个人对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
 

  1、提出多个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观点。(1)阐述了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目标、理论和方法,完整地提出中国古代家猪的鉴定标准,强调当前要用区系类型的思路开展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研究。(2)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在8000多年前已经能够饲养家猪,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饲养活动在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中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饲养黄牛和绵羊。(3)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基本上以狩猎和捕鱼为主,虽然在8000多年前已经能够饲养家猪,但是通过饲养家畜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基本上没有发展起来。(4)在新石器时代相当长的时间里,华南地区居民基本上通过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饲养家猪的行为开始的时间很晚。(5)在新石器时代山东半岛贝丘遗址的居民获取贝类的种类不同,这与其所处的不同自然环境有关,长时间大量采集贝类的活动对这种自然资源的生长过程形成较大的人为干涉,可称之为“采集压”。(6)归纳出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等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三种类型,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发展模式,并提出一个古代人类获取肉食资源方式是被动发展的理论。(7)家猪的起源可能有几个原因:通过狩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肉食的供应;当时在遗址周围尚存在野猪;对特定植物的播种、管理和收获等一系列栽培工艺已经获得成功等。猪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始终是最重要的家养动物。在中国的整个新石器时代里,还没有一种动物像猪这样,始终既是人类肉食资源的主要部分,又是他们精神领域活动中的一种重要物品。(8)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在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逐渐开始出现了黄牛和绵羊,商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突然出现了家马,这些动物都可能和中外文化交流有关。(9)商代早期祭祀用牲以猪为主,继承新石器时代相关活动中主要用猪的传统。后来以大量牛或牛与其它动物的组合作牺牲,更加具体地反映出等级制度。(10)商代墓葬中随葬动物前肢的现象证明《礼记》的记载有误。(11)西周时期乡村一级的祭祀活动可能主要还是使用狗和猪,继续沿袭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习惯,没有发现用牛祭祀的证据。(12)西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距今5500~3500年左右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明显不同,中原地区饲养猪、黄牛、绵羊和狗等动物,这些饲养活动的持续发展是促进中原地区经济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中原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是早期国家在这个地区得以形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上这些观点大致构成中国动物考古学一个体系化的研究的成果。
 

2010年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测量鸟骨
 

  2、对众多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和研究。多年来,对位于内蒙古、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地的70余处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和研究,发表了30余篇研究报告。这些鉴定工作和研究成果在推动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主持制定了《田野考古出土动物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这个规范由国家文物局作为行业标准正式颁布,这对于规范全国考古遗址中出土动物遗存的采集、实验室整理以及后期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动物考古学的深入发展。
 

  4、促进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锶同位素分析等科学方法应用到动物考古学研究之中。做好顶层设计,调整研究思路,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分析方法与动物考古学的形态学研究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多个角度、用多种方法探讨同一批材料,突出研究结果的创新性、科学性、全面性和实证性。
 

  5、推动国内外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的交流。主持或合作主持了第一至五届“全国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东亚动物考古的方法和问题”、“中欧生物考古学合作研究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动物考古学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古代社会研究中的作用”等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这些会议促进了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了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影响。
 

  6、开展中外合作研究。与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杜伦大学、英国阿伯丁大学、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日本北海道大学、日本带广畜产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合作,对多种家养动物开展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吸引了更多的国外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聚焦到中国。
 

  7、培养研究生。十多年来,我培养了一批博士生和硕士生,其中不乏优秀人才。我的第一个博士生的博士论文经修改后,出版了专著,这本书被《中国文物报》和中国文物信息网评为“2012年文化遗产十佳图书”。第二个博士生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设计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青年资助项目。第三个博士生的博士论文被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评为“2012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第四个博士生的博士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论文三等奖。其他几个博士生也各有特色。他们必定能够成为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后起之秀。
 

  8、主持举办专题展览。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主持举办以“与猪同行”为名的展览,围绕家猪起源、饲养家猪技术的发展、在食用猪肉的过程中创造出美味佳肴、用猪随葬和祭祀等四个主题,应用考古遗址中出土的与猪相关的青铜器和陶器、猪骨、发掘现场的照片及各种相关的图表进行展示,向公众普及从猪的驯化到家猪饲养和选育技术的发展,从简单地食用猪肉到将猪肉烹饪成各种美味佳肴,从用猪随葬到把猪作为重要的精神文化符号等方面的知识,这是国内首次举办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专题展览,为今后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系列展览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袁靖2010年在实验室

 

  吕鹏:基于动物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势,请您谈一下如何进一步推进动物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
 

  袁靖:要推动中国动物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我想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设完善现代动物对比标本库。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将今论古”,鉴定古代动物遗存需要借助现代动物骨骼作为对比标本。我们要更加努力收集和制作现代动物骨骼标本。另外,我们还可以借助中国科学院多个动物研究所的帮助,通过实物、照片、三维模型等各种形式,逐步建设和完善一个全国性的现代动物骨骼对比标本库,供国内外学者在整理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时对照参考。
 

  第二,做好动物遗存的采集和整理。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往往仅是采集肉眼能够看到的动物遗存,发表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只能建立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还有不少地区连这样的动物考古研究都没有做到。我们在今后全国范围内的发掘工作中,务必要更加全面地采集动物遗存,对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全方位的整理,写好各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逐步积累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动物遗存资料。
 

  第三,做好动物考古学专题研究。动物是古代人类渔猎及由狩猎转为饲养的对象,这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它是当时的肉食来源,是祭祀、随葬和文化交流的用品,是战争和劳役的工具。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利用动物种类和部位的差异还成为不同人群等级、身份的象征。因此,围绕各种家畜的起源,不同时空范围内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动物遗存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证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利用动物进行礼仪性活动的特征,动物在战争、劳役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动物埋藏学等方面,开展专题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建立古代动物遗存样品库和数据库。要广泛收集和整理全国各地考古遗址出土的古代动物遗存,分门别类进行收藏和管理,为国内外同行开展研究提供资料,为博物馆开展全民教育和科普活动提供实物展品。要将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的出土状况、测量数据等重要信息数字化,建立和不断充实中国古代动物遗存的数据库,为国内外学者进行比较研究提供资料。
 

  第五,积极开展合作研究。动物考古学者应该与生物化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广泛开展合作。我们要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增加、拓宽开展合作研究的机构和领域,提高合作研究的层次和水平。我们还要积极与国外动物考古研究人员开展学术交流,欢迎国外学者参与我们的研究,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到国际动物考古学的研究中去。
 

  第六,强化动物考古教学。我们要通过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动物考古课程,为培养专业人才或复合型人才打好基础。不断培养学习过研究生课程的动物考古专门人才是我们的事业能够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这样可以给更多的考古研究和教学机构输送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才。
 

  吕鹏:您曾经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从事过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的环境考古研究,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袁靖:那是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了,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的资助下,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段,在胶东半岛对贝丘遗址开展田野调查和试掘,经过整理和研究,已经在1999年出版了我们的研究成果《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在那本书里,我们在国内首次系统、详细地阐述了环境考古学研究的目标、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首次通过对当地20个贝丘遗址的调查、试掘整理结果,阐述了自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胶东半岛的人们适应由于海侵形成的地貌结构,及大量海产资源随海水进入陆地这种环境变化。在海边建立居住地,在3公里的半径内捞贝捕鱼,获取水产资源,贝壳堆积由此形成。而在以后的长期定居生活中,人的不间断的捕捞行为破坏了贝类的自然生长规律,形成人为的捕捞压力,促使贝类越长越小。到距今5000年左右,随着气候由温暖湿润变为温和略干,海水开始退出陆地。另外,位于泰山地区周围的以农耕为主的大汶口文化逐渐东进,影响到胶东半岛地区原有的以采集、捕捞、狩猎为主的文化。胶东半岛的人们改变了自己的生产活动方式,贝丘遗址在主要是文化影响,其次为环境变迁的双重原因中消亡。我们还在具体地归纳出胶东半岛距今6000年到4800年间的古代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首次通过对辽宁、山东、福建、广西、广东等大陆沿海地区的贝丘遗址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特别是通过比较在胶东半岛和珠江三角洲这样两种不同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中贝丘遗址自形成到消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归纳出当时大陆沿海地区不同人群适应环境、影响环境的共性与个性。再进一步,首次将中国胶东半岛地区、日本霞湖地区的贝丘遗址放到一起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探讨东亚沿海地区古代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总结古代人类适应环境、影响环境的规律,提出一个东亚古代沿海地区人类与环境相互关系的模式。


袁靖2012年参加江苏张家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讨会
 

  吕鹏:如何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不断融合,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袁靖:可以这么说,科学技术方法在考古学中的逐步推广,正在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今天,考古学已经逐渐发展成一个以人文科学研究为目的、包括大量自然科学研究手段的学科。能否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各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之一。
 

  在长期的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结合过程中,我们已经习惯把这些方面的合作研究称之为科技考古。科技考古大致包含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食性分析、古DNA分析、人工遗物的成分和结构分析等诸多研究领域,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宽考古学研究的视角和领域,提升考古学研究的效率、深度与精度,从而获取更多、更丰富的古代信息。
 

  现在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分别来自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从事考古研究的人员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都有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前者要认真了解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理,开拓研究思路;而后者则要注重认识考古学家是如何去解释古代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充分利用多种仪器设备的性能,开发各种考古资料的价值。全部研究人员只有通过知识结构更新的过程,才能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全面、有效地运用在考古研究中,研究结果才能充分展现出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在,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已经培养或正在培养科技考古的研究生,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
 

  科技考古对深入开展考古学研究是一个极大地促进,符合考古学发展的方向。说到底,科技考古就是要解决考古学所提出的问题,所以,科技考古要以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为借鉴,有意识地完善研究方法,积极推进考古学方法多样化和创新性。
 


袁靖2013年在十二届全国政协会上投票

  吕鹏: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前三个阶段技术与生业研究课题的顺利完成,请您谈一下本课题所取得的主要收获和重要成果?
 

  袁靖:研究中华文明是一个老话题了。多年来,学者们主要通过考证古代文献进行研究,及对发掘出土的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状、内涵及意义进行探讨。但是,大家对当时的技术和经济特征、发展演化脉络等问题一直不很清楚,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留下大量未解之谜。我们应该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古代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演变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科学地复原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真貌,深刻地认识和充分地展示中华文明的特征,对当时的技术与经济状况及发展演变规律展开系统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支持下,我们专门设立了研究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技术与生业状况的课题组,开展了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人类食谱、冶金技术、陶器制作、生产工具种类、玉器加工技术以及金属和盐等重要资源的获取与利用等8个子课题的研究,我们已经取得一些阶段性的认识,这里做一个简单地概括。
 

  首先,技术与生业技术的稳定发展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譬如,在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900年左右,北方地区主要通过种植粟和黍、饲养家猪来获取食物资源,南方地区主要通过种植水稻、渔猎来获取食物资源,这种不同是与各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密切相关的。“发展是硬道理”,这种持续发展为当地的社会复杂化奠定了经济基础。
 

  第二,我们重点关注中原地区,发现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的生业形态一直呈现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势头。当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作用的,另外,自然环境、兼并战争等因素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然而,其他地区在一定时间段里,在技术与生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有特色的文化,甚至是相当精彩的文化,但是,由于没有适合其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作为平台,没有上层建筑的正面促进作用,技术与生业就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支撑和引导,那些地区的文化就会衰退或朝着转型的方向发生变化,这必然影响到那些地区文明化的发展进程。
 

  第三,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兼收并蓄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文化交流的现象。比如中原地区自龙山文化开始普遍出现的最早起源于西亚的小麦、黄牛和绵羊以及铜器,一些遗址发现的产自南海或印度洋的宝贝,具有典型的山东及南方地区文化特征的陶器等等,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的交流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这些交流在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进程中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中国科技考古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是否已达到您出任中心主任之初的设想?请您介绍一下中心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袁靖: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已经不再担任主任了。在1995年创建中心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推动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紧密结合。多年来,中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运用科技方法开展考古学研究,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的科技考古中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6个重点研究室之一,科技考古中心的植物考古实验室和动物考古实验室还是“国家文物局动植物考古重点科研基地”。
 

  与国内外的任何一家相关的教学或研究机构相比,科技考古中心涉及的科技考古研究领域是最为全面的。现在中心下属的实验室包括考古勘探实验室、年代测定实验室、环境考古实验室、人骨考古实验室、动物考古实验室、植物考古实验室、木材研究实验室、古DNA实验室、食性分析实验室、物质结构和成分分析实验室、考古绘图室、考古照相室等12个部门。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遥感考古、物探、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碳十四年代测定、树轮分析定年、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木材研究、古DNA研究、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冶金考古、陶瓷考古、玉器研究、残留物分析、考古绘图、考古照相等等。
 

  中心已经出版了《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科技考古》第一至三辑、《考古与地理信息系统》、《考古测绘、遥感与GIS》、《科技考古文集》、《植物考古学研究的目标、理论和实践》、《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和《中国动物考古学》等10部专著和论文集,发表论文及研究报告有350余篇,其中包括用英文和日文写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文章,很多文章是在国内外顶尖杂志上发表的。
 

  我们还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多位研究人员多次到国外的科研、教学机构做访问学者,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他们分别主持过多次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与多位国外学者合作开展课题研究。
 

  我们承担了包括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国家文物局课题等省部级以上课题以及中外合作课题共计40余项。
 

  中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国家和学术界的认可,历年来获得或参与获得的各种省部级以上奖励或行业的全国性奖励有20余项。如“政府特殊津贴”、“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博士后”、“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第四纪青年科学家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的“优秀科研成果奖”、国家文物局授予的“田野考古奖”、中国文物报评选的“最佳考古发掘报告”、“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全国文博考古最佳文集”、“文化遗产十佳图书”等。
 

  最后,我想说得是:所有成果的获得都与中心各位同仁的互相支持和共同努力密不可分、都与国内外同行给予我们的关怀和帮助密不可分。对于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始终心存感激,谢谢!
 

  吕鹏:现在,越来越多的年青人已投入到考古的队伍中来,您对他们有何期望和建议?
 

  袁靖:与我们当年参加考古工作相比,现在参加考古工作的年轻人在各个方面的条件都要比我们那时好。我相信他们今后的发展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加优秀,为考古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的建议有三点:
 

  第一,多读书,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在发掘过程中提取的信息越来越丰富、在研究过程中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年轻人应该多读书,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建立自己的研究思路,找准适合自己发展的研究方向。要收集并用好各种新的资料,同时,以新的视角面对过去的资料,以新的思考梳理过去的资料,真正拿出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
 

  第二,熟练掌握外语,做好中外交流。国外学者的研究有许多独到之处,我们不能单纯地依靠别人翻译成中文的方式来认识他们的观点和理论,要争取做到能够阅读原版的外文书籍和文献,听懂他们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学术报告,提高自己的认识。另外,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有走向世界的必要,我们也不能等着别人来帮助自己走向国际学术界,我们应从大处着眼,用自身扎实的研究成果开展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
 

  第三,刻苦努力,做好研究。年青人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比我们当时要好得多,但是年轻人现在面临的挑战也比我们当时要多得多,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胜出,刻苦努力是不可或缺的。我在我们编辑的《科技考古》专辑中引用过马克思的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我在这里再次用这段话和年轻人共勉。(原文于2009年9月17日发表于中国考古网,经作者修订。本文收录于《追迹—考古学人访谈录Ⅱ》2015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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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靖,男,1952年10月出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日本国千叶大学研究生院自然科学研究科,获生态学博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等多个研究或教学机构的学术委员会委员或理事、《考古》等多家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委员,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杜伦大学、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客座教授。主持过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文物局的课题及中外合作课题。
 

  袁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国家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等六部委共同评选的“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的称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评选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称号,教育部、国家学位委员会授予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的称号,作为第一作者、主编撰写的专著或论文多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评选的“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三等奖”、《中国文物报》评选的“全国最佳文博考古文集奖”和“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奖”等,参与撰写的多本考古发掘报告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评选的“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三等奖”等。
 

  学术专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和科技考古。
 

  至今,已出版学术专著2部、主编学术专著2部、用中文、英文、日文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共计200余篇。主要代表作有:专著《科技考古文集》、《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主编《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论文有《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动物资源方式的研究》、《从中日两国贝丘遗址看古代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国科技考古五十年》、Pig domestication in ancient China、New Zo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Changes in ShangDynasty Animal Sacrifice、Recent Archaeometric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等。
 

  2014年6月,袁靖先生正忙着对专著《中国动物考古学》进行最后一稿的校对,大到文思、小到句读,均一一审核。在他看来,这本专著既是“对自己在动物考古学这个学科的研究做一个系统的总结和凝练”,又是“为后学者搭建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这份责任感,始终是袁靖先生刻苦治学、辛勤传学的动力。早在2009年,笔者就曾对袁靖先生进行过采访,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现将采访实录如下。
 

  吕鹏:袁老师,您好!首先谢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请问您是如何开始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
 

  袁靖:20世纪70年代末,我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学习中,我感悟到老师讲授的原始社会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可以用“形状”两个字来概括,即首先认识发掘出土的各个遗址中房址、墓葬、石器和陶器的形状,然后归纳出由一群遗址组成的一个文化或类型的房址、墓葬、石器和陶器的形状,最后依据这些遗迹、遗物的形状特征总结出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异同。1985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石兴邦先生学习新石器时代考古。我的硕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依据区分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特征这个基本思路,把甘肃地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进一步细分为分布于不同区域的三个组。毕业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过多次田野发掘,也写过一些发掘报告和论文。在当时以建立文化谱系为主要目标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考古学基础。
 

  1989年,我到日本千叶大学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加藤晋平教授给了我三条建议:一是继续学习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二是学习日本绳纹时代考古,三是学习20世纪后半叶兴起于西方考古学界的动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我决定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选择动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到,日本、欧美的考古学界在完成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设后,通过加强考古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紧密结合,建立起新的理论和方法,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从多个崭新的角度开展研究,把考古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动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正是欧美学者在推动考古学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两门学科。
 

  从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回国至今,已过去20多年了。这些年里,动物考古学一直是我研究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200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访问学者
 

  吕鹏:动物考古学在中国的起步、逐步成熟和不断完善是与您和其他动物考古学学者的努力密不可分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动物考古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能否请您将学科发展的状况及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贡献向我们做一下介绍?
 

  袁靖: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法国和中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杨钟健通过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研究,发表了《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的研究报告,这本报告里面列举了出土的40多种动物,包括大象、鲸鱼等比较奇特的动物种类,探讨了家畜饲养问题,由此拉开了中国动物考古研究的序幕,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由于战乱等原因,这样的研究未能持续下去。
 

  20世纪50年代中叶,杨钟健先生专门撰文强调要重视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要开辟专门的场所集中放置这些动物遗存,要安排专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探讨家养动物的起源、人类对动物的各种利用等。到50年代末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学者对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了研究,特别有意思的发现是:这个遗址出土的猪大部分是1-2岁的个体,根据这种现象,认为当时存在饲养家猪的行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研究也未能很好地持续下来。
 

  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动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长足发展,自20世纪的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动物考古研究向前迈进的步伐明显加快。主要体现在专门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人员增加到数十位,多家科研和教学机构都成立了自己的动物考古实验室和教研室,鉴定和研究了众多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新的建树,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开展了多项中外合作研究课题等。我个人对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
 

  1、提出多个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观点。(1)阐述了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目标、理论和方法,完整地提出中国古代家猪的鉴定标准,强调当前要用区系类型的思路开展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研究。(2)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在8000多年前已经能够饲养家猪,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饲养活动在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中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饲养黄牛和绵羊。(3)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基本上以狩猎和捕鱼为主,虽然在8000多年前已经能够饲养家猪,但是通过饲养家畜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基本上没有发展起来。(4)在新石器时代相当长的时间里,华南地区居民基本上通过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饲养家猪的行为开始的时间很晚。(5)在新石器时代山东半岛贝丘遗址的居民获取贝类的种类不同,这与其所处的不同自然环境有关,长时间大量采集贝类的活动对这种自然资源的生长过程形成较大的人为干涉,可称之为“采集压”。(6)归纳出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等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三种类型,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发展模式,并提出一个古代人类获取肉食资源方式是被动发展的理论。(7)家猪的起源可能有几个原因:通过狩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肉食的供应;当时在遗址周围尚存在野猪;对特定植物的播种、管理和收获等一系列栽培工艺已经获得成功等。猪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始终是最重要的家养动物。在中国的整个新石器时代里,还没有一种动物像猪这样,始终既是人类肉食资源的主要部分,又是他们精神领域活动中的一种重要物品。(8)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在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逐渐开始出现了黄牛和绵羊,商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突然出现了家马,这些动物都可能和中外文化交流有关。(9)商代早期祭祀用牲以猪为主,继承新石器时代相关活动中主要用猪的传统。后来以大量牛或牛与其它动物的组合作牺牲,更加具体地反映出等级制度。(10)商代墓葬中随葬动物前肢的现象证明《礼记》的记载有误。(11)西周时期乡村一级的祭祀活动可能主要还是使用狗和猪,继续沿袭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习惯,没有发现用牛祭祀的证据。(12)西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距今5500~3500年左右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明显不同,中原地区饲养猪、黄牛、绵羊和狗等动物,这些饲养活动的持续发展是促进中原地区经济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中原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是早期国家在这个地区得以形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上这些观点大致构成中国动物考古学一个体系化的研究的成果。
 

2010年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测量鸟骨
 

  2、对众多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和研究。多年来,对位于内蒙古、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地的70余处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和研究,发表了30余篇研究报告。这些鉴定工作和研究成果在推动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主持制定了《田野考古出土动物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这个规范由国家文物局作为行业标准正式颁布,这对于规范全国考古遗址中出土动物遗存的采集、实验室整理以及后期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动物考古学的深入发展。
 

  4、促进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锶同位素分析等科学方法应用到动物考古学研究之中。做好顶层设计,调整研究思路,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分析方法与动物考古学的形态学研究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多个角度、用多种方法探讨同一批材料,突出研究结果的创新性、科学性、全面性和实证性。
 

  5、推动国内外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的交流。主持或合作主持了第一至五届“全国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东亚动物考古的方法和问题”、“中欧生物考古学合作研究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动物考古学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古代社会研究中的作用”等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这些会议促进了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了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影响。
 

  6、开展中外合作研究。与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杜伦大学、英国阿伯丁大学、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日本北海道大学、日本带广畜产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合作,对多种家养动物开展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吸引了更多的国外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聚焦到中国。
 

  7、培养研究生。十多年来,我培养了一批博士生和硕士生,其中不乏优秀人才。我的第一个博士生的博士论文经修改后,出版了专著,这本书被《中国文物报》和中国文物信息网评为“2012年文化遗产十佳图书”。第二个博士生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设计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青年资助项目。第三个博士生的博士论文被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评为“2012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第四个博士生的博士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论文三等奖。其他几个博士生也各有特色。他们必定能够成为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后起之秀。
 

  8、主持举办专题展览。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主持举办以“与猪同行”为名的展览,围绕家猪起源、饲养家猪技术的发展、在食用猪肉的过程中创造出美味佳肴、用猪随葬和祭祀等四个主题,应用考古遗址中出土的与猪相关的青铜器和陶器、猪骨、发掘现场的照片及各种相关的图表进行展示,向公众普及从猪的驯化到家猪饲养和选育技术的发展,从简单地食用猪肉到将猪肉烹饪成各种美味佳肴,从用猪随葬到把猪作为重要的精神文化符号等方面的知识,这是国内首次举办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专题展览,为今后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系列展览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袁靖2010年在实验室

 

  吕鹏:基于动物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势,请您谈一下如何进一步推进动物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
 

  袁靖:要推动中国动物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我想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设完善现代动物对比标本库。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将今论古”,鉴定古代动物遗存需要借助现代动物骨骼作为对比标本。我们要更加努力收集和制作现代动物骨骼标本。另外,我们还可以借助中国科学院多个动物研究所的帮助,通过实物、照片、三维模型等各种形式,逐步建设和完善一个全国性的现代动物骨骼对比标本库,供国内外学者在整理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时对照参考。
 

  第二,做好动物遗存的采集和整理。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往往仅是采集肉眼能够看到的动物遗存,发表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只能建立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还有不少地区连这样的动物考古研究都没有做到。我们在今后全国范围内的发掘工作中,务必要更加全面地采集动物遗存,对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全方位的整理,写好各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逐步积累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动物遗存资料。
 

  第三,做好动物考古学专题研究。动物是古代人类渔猎及由狩猎转为饲养的对象,这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它是当时的肉食来源,是祭祀、随葬和文化交流的用品,是战争和劳役的工具。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利用动物种类和部位的差异还成为不同人群等级、身份的象征。因此,围绕各种家畜的起源,不同时空范围内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动物遗存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证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利用动物进行礼仪性活动的特征,动物在战争、劳役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动物埋藏学等方面,开展专题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建立古代动物遗存样品库和数据库。要广泛收集和整理全国各地考古遗址出土的古代动物遗存,分门别类进行收藏和管理,为国内外同行开展研究提供资料,为博物馆开展全民教育和科普活动提供实物展品。要将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的出土状况、测量数据等重要信息数字化,建立和不断充实中国古代动物遗存的数据库,为国内外学者进行比较研究提供资料。
 

  第五,积极开展合作研究。动物考古学者应该与生物化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广泛开展合作。我们要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增加、拓宽开展合作研究的机构和领域,提高合作研究的层次和水平。我们还要积极与国外动物考古研究人员开展学术交流,欢迎国外学者参与我们的研究,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到国际动物考古学的研究中去。
 

  第六,强化动物考古教学。我们要通过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动物考古课程,为培养专业人才或复合型人才打好基础。不断培养学习过研究生课程的动物考古专门人才是我们的事业能够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这样可以给更多的考古研究和教学机构输送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才。
 

  吕鹏:您曾经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从事过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的环境考古研究,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袁靖:那是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了,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的资助下,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段,在胶东半岛对贝丘遗址开展田野调查和试掘,经过整理和研究,已经在1999年出版了我们的研究成果《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在那本书里,我们在国内首次系统、详细地阐述了环境考古学研究的目标、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首次通过对当地20个贝丘遗址的调查、试掘整理结果,阐述了自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胶东半岛的人们适应由于海侵形成的地貌结构,及大量海产资源随海水进入陆地这种环境变化。在海边建立居住地,在3公里的半径内捞贝捕鱼,获取水产资源,贝壳堆积由此形成。而在以后的长期定居生活中,人的不间断的捕捞行为破坏了贝类的自然生长规律,形成人为的捕捞压力,促使贝类越长越小。到距今5000年左右,随着气候由温暖湿润变为温和略干,海水开始退出陆地。另外,位于泰山地区周围的以农耕为主的大汶口文化逐渐东进,影响到胶东半岛地区原有的以采集、捕捞、狩猎为主的文化。胶东半岛的人们改变了自己的生产活动方式,贝丘遗址在主要是文化影响,其次为环境变迁的双重原因中消亡。我们还在具体地归纳出胶东半岛距今6000年到4800年间的古代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首次通过对辽宁、山东、福建、广西、广东等大陆沿海地区的贝丘遗址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特别是通过比较在胶东半岛和珠江三角洲这样两种不同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中贝丘遗址自形成到消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归纳出当时大陆沿海地区不同人群适应环境、影响环境的共性与个性。再进一步,首次将中国胶东半岛地区、日本霞湖地区的贝丘遗址放到一起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探讨东亚沿海地区古代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总结古代人类适应环境、影响环境的规律,提出一个东亚古代沿海地区人类与环境相互关系的模式。


袁靖2012年参加江苏张家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讨会
 

  吕鹏:如何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不断融合,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袁靖:可以这么说,科学技术方法在考古学中的逐步推广,正在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今天,考古学已经逐渐发展成一个以人文科学研究为目的、包括大量自然科学研究手段的学科。能否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各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之一。
 

  在长期的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结合过程中,我们已经习惯把这些方面的合作研究称之为科技考古。科技考古大致包含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食性分析、古DNA分析、人工遗物的成分和结构分析等诸多研究领域,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宽考古学研究的视角和领域,提升考古学研究的效率、深度与精度,从而获取更多、更丰富的古代信息。
 

  现在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分别来自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从事考古研究的人员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都有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前者要认真了解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理,开拓研究思路;而后者则要注重认识考古学家是如何去解释古代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充分利用多种仪器设备的性能,开发各种考古资料的价值。全部研究人员只有通过知识结构更新的过程,才能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全面、有效地运用在考古研究中,研究结果才能充分展现出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在,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已经培养或正在培养科技考古的研究生,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
 

  科技考古对深入开展考古学研究是一个极大地促进,符合考古学发展的方向。说到底,科技考古就是要解决考古学所提出的问题,所以,科技考古要以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为借鉴,有意识地完善研究方法,积极推进考古学方法多样化和创新性。
 


袁靖2013年在十二届全国政协会上投票

  吕鹏: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前三个阶段技术与生业研究课题的顺利完成,请您谈一下本课题所取得的主要收获和重要成果?
 

  袁靖:研究中华文明是一个老话题了。多年来,学者们主要通过考证古代文献进行研究,及对发掘出土的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状、内涵及意义进行探讨。但是,大家对当时的技术和经济特征、发展演化脉络等问题一直不很清楚,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留下大量未解之谜。我们应该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古代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演变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科学地复原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真貌,深刻地认识和充分地展示中华文明的特征,对当时的技术与经济状况及发展演变规律展开系统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支持下,我们专门设立了研究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技术与生业状况的课题组,开展了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人类食谱、冶金技术、陶器制作、生产工具种类、玉器加工技术以及金属和盐等重要资源的获取与利用等8个子课题的研究,我们已经取得一些阶段性的认识,这里做一个简单地概括。
 

  首先,技术与生业技术的稳定发展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譬如,在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900年左右,北方地区主要通过种植粟和黍、饲养家猪来获取食物资源,南方地区主要通过种植水稻、渔猎来获取食物资源,这种不同是与各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密切相关的。“发展是硬道理”,这种持续发展为当地的社会复杂化奠定了经济基础。
 

  第二,我们重点关注中原地区,发现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的生业形态一直呈现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势头。当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作用的,另外,自然环境、兼并战争等因素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然而,其他地区在一定时间段里,在技术与生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有特色的文化,甚至是相当精彩的文化,但是,由于没有适合其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作为平台,没有上层建筑的正面促进作用,技术与生业就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支撑和引导,那些地区的文化就会衰退或朝着转型的方向发生变化,这必然影响到那些地区文明化的发展进程。
 

  第三,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兼收并蓄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文化交流的现象。比如中原地区自龙山文化开始普遍出现的最早起源于西亚的小麦、黄牛和绵羊以及铜器,一些遗址发现的产自南海或印度洋的宝贝,具有典型的山东及南方地区文化特征的陶器等等,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的交流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这些交流在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进程中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中国科技考古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是否已达到您出任中心主任之初的设想?请您介绍一下中心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袁靖: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已经不再担任主任了。在1995年创建中心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推动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紧密结合。多年来,中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运用科技方法开展考古学研究,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的科技考古中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6个重点研究室之一,科技考古中心的植物考古实验室和动物考古实验室还是“国家文物局动植物考古重点科研基地”。
 

  与国内外的任何一家相关的教学或研究机构相比,科技考古中心涉及的科技考古研究领域是最为全面的。现在中心下属的实验室包括考古勘探实验室、年代测定实验室、环境考古实验室、人骨考古实验室、动物考古实验室、植物考古实验室、木材研究实验室、古DNA实验室、食性分析实验室、物质结构和成分分析实验室、考古绘图室、考古照相室等12个部门。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遥感考古、物探、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碳十四年代测定、树轮分析定年、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木材研究、古DNA研究、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冶金考古、陶瓷考古、玉器研究、残留物分析、考古绘图、考古照相等等。
 

  中心已经出版了《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科技考古》第一至三辑、《考古与地理信息系统》、《考古测绘、遥感与GIS》、《科技考古文集》、《植物考古学研究的目标、理论和实践》、《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和《中国动物考古学》等10部专著和论文集,发表论文及研究报告有350余篇,其中包括用英文和日文写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文章,很多文章是在国内外顶尖杂志上发表的。
 

  我们还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多位研究人员多次到国外的科研、教学机构做访问学者,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他们分别主持过多次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与多位国外学者合作开展课题研究。
 

  我们承担了包括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国家文物局课题等省部级以上课题以及中外合作课题共计40余项。
 

  中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国家和学术界的认可,历年来获得或参与获得的各种省部级以上奖励或行业的全国性奖励有20余项。如“政府特殊津贴”、“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博士后”、“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第四纪青年科学家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的“优秀科研成果奖”、国家文物局授予的“田野考古奖”、中国文物报评选的“最佳考古发掘报告”、“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全国文博考古最佳文集”、“文化遗产十佳图书”等。
 

  最后,我想说得是:所有成果的获得都与中心各位同仁的互相支持和共同努力密不可分、都与国内外同行给予我们的关怀和帮助密不可分。对于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始终心存感激,谢谢!
 

  吕鹏:现在,越来越多的年青人已投入到考古的队伍中来,您对他们有何期望和建议?
 

  袁靖:与我们当年参加考古工作相比,现在参加考古工作的年轻人在各个方面的条件都要比我们那时好。我相信他们今后的发展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加优秀,为考古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的建议有三点:
 

  第一,多读书,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在发掘过程中提取的信息越来越丰富、在研究过程中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年轻人应该多读书,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建立自己的研究思路,找准适合自己发展的研究方向。要收集并用好各种新的资料,同时,以新的视角面对过去的资料,以新的思考梳理过去的资料,真正拿出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
 

  第二,熟练掌握外语,做好中外交流。国外学者的研究有许多独到之处,我们不能单纯地依靠别人翻译成中文的方式来认识他们的观点和理论,要争取做到能够阅读原版的外文书籍和文献,听懂他们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学术报告,提高自己的认识。另外,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有走向世界的必要,我们也不能等着别人来帮助自己走向国际学术界,我们应从大处着眼,用自身扎实的研究成果开展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
 

  第三,刻苦努力,做好研究。年青人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比我们当时要好得多,但是年轻人现在面临的挑战也比我们当时要多得多,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胜出,刻苦努力是不可或缺的。我在我们编辑的《科技考古》专辑中引用过马克思的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我在这里再次用这段话和年轻人共勉。(原文于2009年9月17日发表于中国考古网,经作者修订。本文收录于《追迹—考古学人访谈录Ⅱ》2015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者:吕鹏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