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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里头走进“最早的中国”——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
发布时间:2015-01-26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吕莎    点击率: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以其为典型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则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
 
  《二里头(1999—2006)》(5卷)系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阶段性总结。这套报告的出版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规制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就该研究报告的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
 
  《中国社会科学报》: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初次发掘后,受到学界高度关注。比起以往,这一轮田野考古工作又有哪些重大发现?在中国社科院2014年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发布会上,您以“二里头的中国之最”为题作了发言。二里头究竟占了哪些中国“之最”?
 
  许宏:当我们这个团队接手二里头遗址时,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40个年头。我们的前辈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四合院”式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和兵器群,以及最早的铸铜作坊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大型宫殿建筑和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能否勾画出二里头都邑繁盛时的大概样貌?比如,当时的自然环境如何?人口状况如何?生产力达到何种水平?
 
  许宏:我们这部大型报告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多学科合作、多“兵种”作战。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可知在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左右,二里头都邑的气候温暖湿润,二里头人在土质肥沃、滨临伊洛河的阶地上建立居住地,人口最多时大概有2万多人。当时人的健康状况似乎较好,可能存在人口流动的现象,我曾说二里头都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移民城市。
 
  那时,多品种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多品种的家畜饲养保证了肉食来源,可能还存在从外地输入家养动物,以及剪羊毛、挤羊奶等对绵羊的次级开发行为;当时的专业化分工明确,已能因需选材制作石器;陶器制作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稳定,出现专门用于礼制或贵族专用陶器的生产部门;获取制作铜器资源的产业链已经形成,制作铜器和玉器的专门性技术更加完善,可以对贵族专用品进行规模化生产;出现了具备规范化特征的制作骨器的技术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二里头遗址的研究有多学科介入,这是否可以看成是多学科整合研究的探索之举?
 
  许宏:这个问题又引申出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报告的其他几个“之最”。
 
  首先,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换句话说,可以说是多“兵种”作战最齐全的一个遗址。合力攻关的规模和深度,在中国考古学界是罕见的。我们的多学科研究涉及年代学、自然环境和人地关系、人类自身以体质人类学为主的研究,还有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和生产行为等。工作手段上则有勘探、调查、采样、鉴定、测试和分析。可以说,科技为考古插上了翅膀。
 
  其次,《二里头(1999—2006)》是迄今为止我们国家参与编写的作者人数最多的一本考古报告。院内外、国内外的作者总计达到62人,其中,我们只有3个人是从事田野考古的,其余都是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田野工作的研究人员、技师和实习学生近百人。
 
  再次,这部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国遗址类报告中体量最大的一部。它的总字数即版面字数是420多万字,其中纯文字近270万字,插图、插表1000多幅,总计五大册,给出了丰富翔实的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说法认为,二里头与早期国家的形成关系密切。也有说法认为,二里头是华夏文明的开端。您怎样看待二里头的历史意义?
 
  许宏:应当说,认为二里头是华夏文明源头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中国考古学近百年的研究探索,使我们知道华夏文明的源头要上溯到更久远的新石器时代,而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则是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我称其为“最早的中国”。
 
  大约距今5500—3800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从大体平等、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社会变革的时期,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阶层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折冲都日趋频繁。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聚落形态上发生着根本的变化。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但那时的东亚大陆尚无中心可言。
 
   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继周边异彩纷呈的各区域文明衰落之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迅速崛起,其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上述一系列重要发现表明,如此规模和内涵的都邑在当时的东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这个态势有如“月明星稀”。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显然,二里头正处在这一节点上,它开启了中国文明史空前大提速的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1999年到2006年,这一轮发掘持续7年多;从2006年到2014年,编撰出版又用了7年多,可谓“十五年磨一剑”。目前对二里头遗址的新一轮的勘探发掘是否仍在继续?
 
  许宏:是的。我们的工作有如“愚公移山”,要子子孙孙一直做下去。我们三代人50多年的时间里,才发掘了遗址现存面积的1%多一点,前面的路还很长。目前,我们的考古队员仍在二里头遗址上进行系统钻探。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今后的工作也将是以无损或微损的勘探工作为主,通过系统勘探,尽可能搞清二里头遗址地下遗存的面貌。同时,配合国家大遗址保护工程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还要在二里头都邑的关键部位做重点发掘,提取科学资料,提供翔实的复原依据。期待在不远的将来,一个贴近公众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公园和博物馆能够和大家见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此次考古报告的出版是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但对于公众和其他学科研究者而言可能还很难读懂。我了解到,您在公众考古方面进行了一定探索,您的两本普及读物《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广受好评。您认为在考古研究中应如何平衡专业性和大众化的关系?
 
  许宏:这的确是个问题。如果把我们的工作比喻为翻译,那么从勘探发掘到编写出考古报告,也就相当于把无字书译为文言文,一般公众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还是看不懂,有人甚至感觉还是“天书”。那么,我们就有义务继续做翻译的工作,把这些难懂的考古报告和论文,转换为文化人能够看得懂读得进去的作品。值得欣喜的是,经过几十年来学术成果的不断累积,随着学科的不断成熟,考古人开始抱有更多的自信,社会责任感在增强,已开始尝试解答一些大众关心的问题,开始有走出象牙塔、把自己的成果回馈于社会的“自觉”。这方面,我们也有许多工作要做,前景是可观的。

(原文发表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23日04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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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里头走进“最早的中国”——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

发布时间: 2015-01-26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以其为典型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则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
 
  《二里头(1999—2006)》(5卷)系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阶段性总结。这套报告的出版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规制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就该研究报告的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
 
  《中国社会科学报》: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初次发掘后,受到学界高度关注。比起以往,这一轮田野考古工作又有哪些重大发现?在中国社科院2014年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发布会上,您以“二里头的中国之最”为题作了发言。二里头究竟占了哪些中国“之最”?
 
  许宏:当我们这个团队接手二里头遗址时,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40个年头。我们的前辈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四合院”式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和兵器群,以及最早的铸铜作坊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大型宫殿建筑和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能否勾画出二里头都邑繁盛时的大概样貌?比如,当时的自然环境如何?人口状况如何?生产力达到何种水平?
 
  许宏:我们这部大型报告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多学科合作、多“兵种”作战。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可知在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左右,二里头都邑的气候温暖湿润,二里头人在土质肥沃、滨临伊洛河的阶地上建立居住地,人口最多时大概有2万多人。当时人的健康状况似乎较好,可能存在人口流动的现象,我曾说二里头都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移民城市。
 
  那时,多品种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多品种的家畜饲养保证了肉食来源,可能还存在从外地输入家养动物,以及剪羊毛、挤羊奶等对绵羊的次级开发行为;当时的专业化分工明确,已能因需选材制作石器;陶器制作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稳定,出现专门用于礼制或贵族专用陶器的生产部门;获取制作铜器资源的产业链已经形成,制作铜器和玉器的专门性技术更加完善,可以对贵族专用品进行规模化生产;出现了具备规范化特征的制作骨器的技术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二里头遗址的研究有多学科介入,这是否可以看成是多学科整合研究的探索之举?
 
  许宏:这个问题又引申出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报告的其他几个“之最”。
 
  首先,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换句话说,可以说是多“兵种”作战最齐全的一个遗址。合力攻关的规模和深度,在中国考古学界是罕见的。我们的多学科研究涉及年代学、自然环境和人地关系、人类自身以体质人类学为主的研究,还有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和生产行为等。工作手段上则有勘探、调查、采样、鉴定、测试和分析。可以说,科技为考古插上了翅膀。
 
  其次,《二里头(1999—2006)》是迄今为止我们国家参与编写的作者人数最多的一本考古报告。院内外、国内外的作者总计达到62人,其中,我们只有3个人是从事田野考古的,其余都是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田野工作的研究人员、技师和实习学生近百人。
 
  再次,这部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国遗址类报告中体量最大的一部。它的总字数即版面字数是420多万字,其中纯文字近270万字,插图、插表1000多幅,总计五大册,给出了丰富翔实的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说法认为,二里头与早期国家的形成关系密切。也有说法认为,二里头是华夏文明的开端。您怎样看待二里头的历史意义?
 
  许宏:应当说,认为二里头是华夏文明源头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中国考古学近百年的研究探索,使我们知道华夏文明的源头要上溯到更久远的新石器时代,而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则是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我称其为“最早的中国”。
 
  大约距今5500—3800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从大体平等、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社会变革的时期,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阶层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折冲都日趋频繁。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聚落形态上发生着根本的变化。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但那时的东亚大陆尚无中心可言。
 
   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继周边异彩纷呈的各区域文明衰落之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迅速崛起,其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上述一系列重要发现表明,如此规模和内涵的都邑在当时的东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这个态势有如“月明星稀”。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显然,二里头正处在这一节点上,它开启了中国文明史空前大提速的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1999年到2006年,这一轮发掘持续7年多;从2006年到2014年,编撰出版又用了7年多,可谓“十五年磨一剑”。目前对二里头遗址的新一轮的勘探发掘是否仍在继续?
 
  许宏:是的。我们的工作有如“愚公移山”,要子子孙孙一直做下去。我们三代人50多年的时间里,才发掘了遗址现存面积的1%多一点,前面的路还很长。目前,我们的考古队员仍在二里头遗址上进行系统钻探。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今后的工作也将是以无损或微损的勘探工作为主,通过系统勘探,尽可能搞清二里头遗址地下遗存的面貌。同时,配合国家大遗址保护工程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还要在二里头都邑的关键部位做重点发掘,提取科学资料,提供翔实的复原依据。期待在不远的将来,一个贴近公众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公园和博物馆能够和大家见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此次考古报告的出版是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但对于公众和其他学科研究者而言可能还很难读懂。我了解到,您在公众考古方面进行了一定探索,您的两本普及读物《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广受好评。您认为在考古研究中应如何平衡专业性和大众化的关系?
 
  许宏:这的确是个问题。如果把我们的工作比喻为翻译,那么从勘探发掘到编写出考古报告,也就相当于把无字书译为文言文,一般公众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还是看不懂,有人甚至感觉还是“天书”。那么,我们就有义务继续做翻译的工作,把这些难懂的考古报告和论文,转换为文化人能够看得懂读得进去的作品。值得欣喜的是,经过几十年来学术成果的不断累积,随着学科的不断成熟,考古人开始抱有更多的自信,社会责任感在增强,已开始尝试解答一些大众关心的问题,开始有走出象牙塔、把自己的成果回馈于社会的“自觉”。这方面,我们也有许多工作要做,前景是可观的。

(原文发表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23日04版 )
 

作者:吕莎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