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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不倦的学科创新探索者--“考古人生”之朱泓先生专访
发布时间:2013-05-06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朱泓 聂颖    点击率:

    记者:从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到返城的货场装卸工人再到卫生学校的专业教师,您的经历可谓坎坷多变,现在回想起来您的这些特殊经历对您以后从事科学研究有那些影响?


    朱泓先生:说起来,我的经历是比较复杂的,尤其是和你们这些八零后、九零后的学生比起来的话,经历是要复杂得多了。当然,这些经历对我后来从事的科学研究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那我就从我年轻时说起,我们这一代人是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在上中学或者小学的时候,就遇上了十年动乱,这期间是没有求学机会的。因此,我们这代人在1977年、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求学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当时,3届初中和3届高中学生同时参加高考,等于是6个年级的学生一起参加考试,竞争非常激烈。在那种情况下能够进入大学,特别是能够进入像吉林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学习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当时班里的同学学习干劲都非常足。我在1968年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响应当时毛主席号召走“上山下乡”的道路,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在农村干过很多农活,基本上东北农村的农活我都干过,甚至包括放马,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谈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事,一般都会认为文化大革命动乱耽误了我们这代青年人的学业。拿我本人来说,我是上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赶上了停课,终止了学业,在相关知识的积累上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不过也因如此,我们也赶上了一个动荡而又充满激情的时代,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经历,使我们得到了很多的锻炼,比如说我们在非常早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社会,增加了年轻人在社会生存中的经验。到农村下乡时我才17岁,我们这种插队到村里的人当时被叫做“集体户”,一起去的一共有16个人。我们那个时候都是不得已才到农村去的,那里艰苦的生活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到了农村以后,同学们推荐我做集体户的户长,当时只有17岁的我不仅要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还要作为一个“家长”照顾好其他15个同学的生活和工作,这为我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提高管理能力的机会,对于我后来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这段经历有着深远的影响。在那段异常艰苦的岁月里,我们能够坚持下来,为我们这代人后来面对社会,不管是继续求学还是步入工作岗位都做了很好的铺垫!每当我回忆起这段经历,觉得十分艰苦也十分无奈,但它也确实为我积累了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在农村插队时,我在生产队做了大概一年的农活,后来我就被选拔到当地公社的小学和中学做代课教师。现在我还常和朋友们开玩笑,从我的经历来看,恐怕是上帝给我的安排,注定要当一辈子老师,我从小学教起,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大学本科、硕士生、博士生、也指导过博士后,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除了幼儿园,其他的教育阶段我都教过了。特别是我在农村当小学、中学教师的经历,对我后来从事教育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帮助。总之,人生的每一段经历对你一辈子的成长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参加授予学位仪式


    1971年的时候,我返城了。当时,长春市运输公司到我们所在的农安县去招一批装卸工,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我家在长春,当时我迫切想回家,所以不管是在城市里做什么工作,能回家就可以,于是我就报名了。离开农安的学校时,学校的校长还找到我,劝我不要走,让我留下来继续教书,并承诺将来会帮我转正,这比进城当装卸工好多了。但我还是坚持回到了长春,在长春市运输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装卸工人。这段经历同样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因为装卸工的工作非常辛苦,而且确实像那位校长对我说的那样,有很大的失落感。在农村的学校当一名教师,尽管是代课老师,周围的人还是很尊敬你的。但我回到了大城市,进城了,回家了,却成了一名装卸工,再也无法享受到学生看待老师的那种目光了,这让我感觉自己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这份工作我做了大概半年时间,又遇到毛主席发出新的指示叫“大学还是要办的”,当时全国还没有恢复高考,主要是面向工农兵招生,叫工农兵学员,通过推选招收,不用参加考试。当时到长春市运输公司招生的学校没有大学,只有一所叫吉林省医院卫生学校的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的专业是口腔专业。公司里面一共有100多位装卸工,开始时没有人报名,按理说到卫校去学医,以后当名医生是很不错的选择,但那时候人们特别不愿意学医,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有两个下乡的指示叫“57指示”和“626指示”:“57指示”指的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到农村去插队;“626指示”是关于“医务人员到农村去,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内容。公司里的装卸工情况和我一样,都是刚刚从农村返城的,大家一想,就是到个中专学校去学个医,毕业以后要走“626”道路,又要回到农村,大家都不愿意报名。我了解情况后一点都没犹豫就带头报了名。在我的带领下,后来又有3名装卸工和我一起报了名,最后4个人都被录取了。


    记者:1978年您在高考时为什么会选择选择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那个时候比较热门的专业是政经法啊?


    朱泓先生:1972年,我进入省卫校学习口腔专业,那时候的中专是2年学制,大学是3年学制。两年后,我毕业留校当了4年的老师,教的课程是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因此关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基础及理论还是比较扎实的,其他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等课程也有一定的掌握。这段经历奠定了我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当时我之所以做出学医的选择和我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的。我的父母当时都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的教师。所以当我有机会学医时,不管是学哪个方向,我都是很愿意学的,家里也很支持。就这样我走上了学医的道路,在卫校当了4年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教师,一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参加了高考。在报考学校时,面临着挑选专业,按理说,我应该考医科大学,继续学医。当时我看了招生简章,报考医学是需要考数理化的,但我的中学教育只到初等中学二年级,这方面的底子很差。刚刚恢复高考,大家因为“文革”都耽误了学习。考题虽然是比现在要简单很多,但也要按照高三的知识水平进行考核,数理化的课程我初二以后就没再学过,所以我担心自己考不上医学专业。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报考文科,虽然政史地也没系统学过,但是这些科目是可以通过自学补上的,此外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也很爱看相关的书。1977年那届高考,我没有报名,因为当时正在白求恩医科大学进修医用英语,舍不得放弃。在1978年参加了高考,报考的第一志愿就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当时也并不很清楚这个专业是研究什么的,在文史哲政经法这些学科分类中,我当时是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的,从小看了很多历史书,历史系下有历史和考古两个本科生专业,潜意识里我觉得我学考古更适合,因为当时考古之于我大概就应是裴文中和贾兰坡两位先生研究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事。如此看来,如果考古是从事这种研究的话,我学这个还是很有基础的。之前我在卫校有关现代人的解剖学经历对这个方向的学习也是大有裨益的,就这样,我选择报考了考古专业。当时我绝不知道考古还有新石器考古、商周考古、隋唐考古等方向,进入考古这个行当还真是歪打正着。


    记者: 朱老师您在本科时就已经开始给考古系高年级的同学们开设体质人类学这门课,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您在本科时就走上了大学的讲台?


    朱泓先生:上了大学后,我以前基础医学的知识还真用上了!我是78级的本科生,1979年,在我大二时,我们当时教研室副主任林沄老师找到了我,他说由于(当时)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里面还没有讲授体质人类学方面课程的老师,而我的档案中又显示我曾经有学医的教育背景,还教过解剖学的课程,所以想让我给考古专业的同学们讲一讲解剖学的课程。我就问那需要讲哪些方面的知识?林老师说,就讲发掘墓葬时如何从骨骼判断性别和年龄。我当时就答应了下来,毕竟在医学院校讲课时我就讲过这些知识点。我问,讲多少课时。林老师说,2个小时。当时,76级的师兄师姐们要去实习,要发掘墓葬。林老师让我给他们讲课,他认为在发掘时这些知识有可能会派上用场。文革期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工农兵学员不仅要学习知识还要占领上层建筑,教育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师们。因此,林老师还开玩笑说:“这就算是工农兵学员上讲堂吧”。我认真地准备了两个小时的课,给76级的师兄师姐们讲了一次如何利用骨骼判断性别和年龄,林老师就坐在教室后面听课。下课后,林老师对我说,你是一个真正的老师。这堂课后,反响强烈,77级的同学也要求听课。所以几天后我又给77级的师兄师姐们讲了一遍。后来我们班的同学也知道了,说不能落下自己的同学,我又找时间给同班同学讲了一遍。前面我说过我在卫校学医,又当了4年老师,这个经历对我后来从事体质人类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次为考古系的同学们上过课以后没过多久,当时的教研室主任张忠培老师就把我叫到他家里聊天。他问,你家不就在长春吗,毕业后留在吉大当老师愿不愿意?张老师这么一问,我很高兴,我说,当然愿意了。我当时真的愿意留在长春,更何况是在吉大当老师,大学老师在当时是一份十分光荣的职业。在我大二下半学期时,张忠培老师就已经给我设计了毕业留校当老师,张老师告诉我,以后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当时开设的第一外语——日语满足不了需要,必须要加强英语方面的学习。我对英语一直很喜欢,大学报考志愿时,除了第一志愿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外,其他4个志愿都是英语专业。总的看来,我上大学以前的经历对我后来的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的是在社会经验方面,有的是在管理能力方面,有的就是在学识积累及研究基础方面。


    记者:吉林大学的人类学实验室是东亚地区体质人类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每年都有大量来自国内外的学者进行访问交流,您是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学科的创建者,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历程?


    朱泓先生: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学科研究历程真正的起步是在1985年。1982年我本科毕业后作为辅导老师参加了本科生在河北张家口的考古实习。1983年,张忠培老师派我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委托四川大学主办的全国考古专业体质人类学培训班,是由复旦大学邵象清教授主讲的,当时培训班一共有二十几位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高校及考古所的在职工作人员。我在四川大学进修了3个月,这是我第一次进行体质人类学的系统培训,包括体质人类学的理论基础、人体测量学的方法及测量仪器的使用等。我从川大学习结束后不久,张忠培老师又给我联系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做进修生,跟随潘其风老师学习。从1983-1985年,整整2年的时间,我在社科院考古所,师从潘其风老师学习体质人类学。在此期间,我又考取了吉林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挂在林沄老师名下,由潘其风老师具体指导。这阶段的学习就是一种真正的研究生性质的学习了,在社科院考古所学习时我作为潘老师的科研助手,跟着做了很多项目,包括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墓地人骨观测、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现场鉴定等工作,这对于我以后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一开始就师从名师,又在实践中学习,这两年的学习奠定了我之后的研究基础。理论是由邵象清老师领入门的,研究实践则是由潘其风老师手把手教授。我除了原有的医学研究基础外,本科在吉林大学接受了考古学及历史学的培训,又在川大跟随邵象清老师学习了体质人类学理论,研究实践是社科院考古所潘其风老师训练的。到了1985年我从社科院考古所结束培训后,已经完全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了。回到吉大,我向张忠培老师,林沄老师汇报后,决定开始体质人类学的学科建设。1985年,在考古教研室及学校的支持下我购买了一套测量仪器,建立了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实验室。当时的研究标本很少,都是从我们吉大自己的考古工地运过来的,如山西汾阳杏花村、太谷白燕,河北蔚县三关等实习工地。我直接到工地发掘现场做鉴定,然后打好包装运回吉大,1985年刚刚开始建立实验室时就只有这些标本。1986年,我开始给本科生系统讲授体质人类学这门课程,当时上课都是自己编的讲义,这也为后来编写体质人类学这本教材做了铺垫,从那时起我就给84级本科生上课,就是王立新老师那届,一直讲到现在,体质人类学变成了吉林大学考古系的特色课程。实验室建立后,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很多成绩,这一方面是由于系里面非常支持,张忠培老师,林沄老师和魏存成老师他们当系主任时都很支持体质人类学方向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因为学校领导和社科处对这个方向的支持,推荐体质人类学实验室做一些项目等,推进了实验室的不断发展。

 

 

指导三维人像复原

 

    记者:您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中国先秦时期古代人种体系理论”,开创了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新时代。请您谈谈这一理论体系是如何构建的?它的提出对中国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产生了那些重要的学术影响?


    朱泓先生:关于中国古代人种体系理论的构思,其实在我从事考古学科研教学工作不久就形成了。我毕业以后,从1983年到1985年,在中国社科院进修,给潘其风先生做助手时,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由我先提出的,而是由社科院考古所的老先生们提出的。进修时我就住在考古所的院子里。白天,那些老先生来上班,我就和他们聊聊天。晚上,我就和当时在社科院学习的袁靖、李峰、傅宪国、梁中合、柴晓明等人在一块交流,逐渐使我开始考虑建立中国古代人种类型体系的问题。然而,对我在这方面启发最大的是社科院考古所一位非常著名的研究员——已故的杨虎先生。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和我聊天时杨虎先生说到:“你们写的研究人骨的文章,我们第一是看不懂,第二是用不上!”。我问:“为什么呢?”杨虎先生说:“那些专业的术语,我们是弄不懂的,结论也看不懂,用不上。例如某篇人骨研究文章,结论是以东北亚人种为主,同时又受到北亚人种和东亚人种的影响。换一篇还是受北亚人种和东亚人种影响,反正不是北亚人种就是东亚人种,有的时候还加个东北亚人种,弄得我们一头雾水。”实际上,杨虎先生给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当时的研究是按照现代人种去分类,可是结论这么写出来以后对考古学研究并没什么帮助,我们应该先去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我们的结论是让考古学家看得懂还能用得上的。当时杨虎先生给我提出这个问题后,我认为杨虎先生提的意见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当时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基本上沿用前苏联的学科体系,这在当时是全国学术界的普遍现象。但是杨虎先生和我说这话时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开始逐渐引进了一些西方的学术理论和观点、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对其做一个改革?中国古代人种体系的建立是我在思考杨虎先生提出的问题时想清楚的,并借鉴了国外同类研究的具体做法,如欧洲学者在研究西部欧亚地区古代居民时命名了“古欧洲人类型”,日本学者在研究日本列岛古代人种时确立了“绳纹人类型”、“弥生人类型”、“古坟人类型”,这些都是把古代人当做一个原始研究基础再和现代人对比,想到这里我似乎一下就明白了。这个理论的提出对考古学背景下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一直按照前苏联的那套研究体系,虽然体质人类学研究者明白那些学术术语,却不能真实反映现代人由古代人发展而来过程中变化的体质特征;只有按照这种古代人种类型的研究体系才能让考古学家真正看懂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论,这也有利于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紧密结合。

 

    记者:1998年我国考古界第一个专业从事古DNA研究的实验室——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成立了,随后在这里诞生了我国第一位古DNA研究方向的博士,出版了第一部古DNA研究专著、第一本古DNA教材,这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应用的成功模式,同时也带动了中国生物考古学的不断发展,您能不能谈一谈您和周慧教授是如何开始这长达15年的合作之旅?


    朱泓先生:开展古代DNA的研究是我们吉林大学考古学科遇到的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199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了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特殊学科点项目,这是由老一辈科学家唐敖庆,王大珩等联名提出设立的,重点用来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中具有中国特色,很强科研实力并且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濒危学科”“,如冰川学与冻土学,古生物学,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动物分类学,昆虫分类学、考古学(自然科学部分)等等。当时,学校科研部门了解到特殊学科点的申报情况(每个学科只支持一所科研单位),就联系到了我们考古学系,让我们把申报材料准备好,全力支持我们把这个项目争取下来。我们对申报文件进行了认真分析,发现项目的申报条件非常高,必须具有博士点(当时全国只有吉林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所高校设有考古学的博士点),此外,还得提出一个项目的选题,选题必须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填补国内空白,在国际上也要是面向21世纪科技前沿技术。我当时一下想起了俞伟超先生曾经呼吁的古代DNA研究,觉得这个选题是可行的。吉林大学从1985年开始建立体质人类学实验室,到1997年已经积累了12年的研究和管理经验,而且研究成果也很多,积累了大量的人骨标本;而且中国当时还没有一家专业的古代DNA实验室。填补空白,研究基础这两点都满足啦,还缺少一个愿意从事古代DNA研究的人。我们需要在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找一位合适的博士生导师。在学校科技处王志强副处长的推荐下,我结识了周慧老师。周慧老师当时是生命科学学院的副院长,国家教委跨世纪人才,省突出贡献专家、巾帼岗位明星,是院里的台柱子。一见面我就觉得周慧老师非常合适,只是不知道她是否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王处长告诉我周慧老师非常喜欢旅游,我的心里顿时就有了底。我让王处长帮我约了周慧老师,在谈起这个项目之前,我先给她讲了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和趣闻作为铺垫,结果周慧老师当场表示很感兴趣,愿意和我合作申请这个项目。从那时起我就和周慧老师合作以古代DNA为主要创新方向,再结合环境考古学、动物考古学、遥感考古学等科技考古方向申报了特殊学科点项目。正式立项是在1998年,至今已经有15年了。也正是有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殊学科点项目这个依托,我们才建立并发展了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个专业古DNA实验室。


    记者:您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工作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去过很多考古工地进行现场鉴定,经历了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您能谈谈哪些考古现场的经历是令您毕生难忘的?


    朱泓先生:这个经历就特别丰富了,我去过很多重要考古工地做现场鉴定,比如像江西靖安东周大墓、安徽双墩1号墓葬、额济纳的黑城遗址等等。但是如果说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新疆的小河墓地。小河墓地的现场不同于其他考古发现,死者都静静的躺在那里,所有随葬物品都保存的十分完好,装饰的羽毛都还十分鲜艳,棺木里面摆的满满的,而且在罗布泊那种极其艰苦的荒漠环境里进行考古发掘和人骨鉴定工作会给人带来非常强大的冲击力。小河墓地如同一个时间胶囊,封存了小河人死后埋葬的所有信息,那么真实、那么美!

 

 

小河墓地现场鉴定

 

    记者:吉林大学的考古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入选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历史学基地(文科基地),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国家“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边疆史地创新基地”,同时也是“十二五”期间吉林大学“2011计划”重点培育的学科。您从1997年开始作为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负责人,带领着吉林大学考古学科不断发展壮大,您能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吗?

   
    朱泓先生:酸甜苦辣谈不上,我从1997年担任考古学科的负责人到现在已经15年了,这期间吉大考古系是遇到了很多好的发展机遇。除了吉大考古系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我下面要说的几件事大家就能充分体会到:1997年到1998年,吉大考古系和生命科学学院周慧老师合作建立了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拿到了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特殊学科点项目,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一直到现在我校的分子考古学在国内仍然是处于领先地位。1999年,教育部通知各个高校准备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们当时根据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学科基础和科研方向,最终确定将基地名称定为“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是以中国边疆及比邻地区的古代人类文化与环境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我们系现在35位老师都感兴趣的研究方向。2000年,我们获得教育部的批准,成立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中心的成立是我们吉林大学考古系学科发展历程中里程碑式的成果,在这以后其他的评审都是以这个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为基础和依托。2005年,我们申请教育部“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当时的申报条件要求:理科有国家或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文科必须有人文社科重点基地才有申请资格,我们凭借基地顺利拿到了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07年申报国家重点学科时,考古学的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再次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终我们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吉林大学几代考古人的梦想,成功申请到了国家重点学科。今年我们开始着手与其他兄弟院校、科研院所联合申请“2011协同创新中心”,又是一次促进学科大发展的好机会,我想我们会全力以赴的。这些机遇在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发展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1997年获得特殊学科点项目支持以前,系里的老师连笔记本电脑都没有,更不要说照相机和其他科研仪器了,特殊学科点项目的获批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它给了我们一个改善科研教学环境的机会,现在看来,这个机会对考古学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过特殊学科点项目和周慧老师合作建立了考古DNA实验室,在分子考古学上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个生长点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到现在还是处于学科发展的最前沿。这与后来的一系列考古学科的蓬勃发展是一环紧扣一环,缺一不可的。我担任考古学科负责人的体会就是:吃苦受累肯定是难免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遇到了很多学科发展上的机遇并且抓住了机遇,还有就是整个科研队伍的团结奋进,使得我们吉林大学考古学科有了今天的发展规模。

 

 

访问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

 

    记者: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自然科学技术不断推新对考古学的研究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请您谈谈未来有哪些方向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朱泓先生:我只能从生物考古学的角度来说。第一,发展最快的还是考古DNA,考古DNA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建立了自己的考古DNA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和山东大学也在筹建考古DNA实验室,这是非常好的开端,衷心希望其他兄弟单位能够把这一研究方向尽快开展起来,共同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全面发展。考古DNA的研究是需要多次异地重复性验证的,只有多家专业实验室的存在,才能联合进行相关研究和重复性的实验,相互支持。第二个领域我认为是骨化学,通过稳定同位素分析复原古代人的饮食结构已经开展很多尝试了,但是,在中国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够。食谱分析不仅仅是人骨研究的需要,动物骨骼研究也同样可以开展,食谱分析可以直接反映当时人类、动物的食物结构,而且食谱分析的实验要求没有古DNA实验严格,设备条件也比较容易达到,因此,还要继续加大这方面的人才培养。第三个领域就是古病理研究,中国现在还没有从事古病理研究的专业学者,一些研究还停留在材料的报道阶段,和西方的研究水平存在很大差别,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结束语:首先感谢“中国考古网”给我这个机会接受采访,与各位学术界同行,尤其是与各个高校考古系及博物馆系的同学们在一起交流从事考古学研究和教学的心得体会,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采访对吉林大学考古学科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也希望以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发展,感谢长期以来得到各位学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厚爱,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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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不倦的学科创新探索者--“考古人生”之朱泓先生专访

发布时间: 2013-05-06

    记者:从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到返城的货场装卸工人再到卫生学校的专业教师,您的经历可谓坎坷多变,现在回想起来您的这些特殊经历对您以后从事科学研究有那些影响?


    朱泓先生:说起来,我的经历是比较复杂的,尤其是和你们这些八零后、九零后的学生比起来的话,经历是要复杂得多了。当然,这些经历对我后来从事的科学研究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那我就从我年轻时说起,我们这一代人是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在上中学或者小学的时候,就遇上了十年动乱,这期间是没有求学机会的。因此,我们这代人在1977年、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求学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当时,3届初中和3届高中学生同时参加高考,等于是6个年级的学生一起参加考试,竞争非常激烈。在那种情况下能够进入大学,特别是能够进入像吉林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学习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当时班里的同学学习干劲都非常足。我在1968年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响应当时毛主席号召走“上山下乡”的道路,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在农村干过很多农活,基本上东北农村的农活我都干过,甚至包括放马,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谈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事,一般都会认为文化大革命动乱耽误了我们这代青年人的学业。拿我本人来说,我是上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赶上了停课,终止了学业,在相关知识的积累上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不过也因如此,我们也赶上了一个动荡而又充满激情的时代,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经历,使我们得到了很多的锻炼,比如说我们在非常早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社会,增加了年轻人在社会生存中的经验。到农村下乡时我才17岁,我们这种插队到村里的人当时被叫做“集体户”,一起去的一共有16个人。我们那个时候都是不得已才到农村去的,那里艰苦的生活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到了农村以后,同学们推荐我做集体户的户长,当时只有17岁的我不仅要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还要作为一个“家长”照顾好其他15个同学的生活和工作,这为我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提高管理能力的机会,对于我后来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这段经历有着深远的影响。在那段异常艰苦的岁月里,我们能够坚持下来,为我们这代人后来面对社会,不管是继续求学还是步入工作岗位都做了很好的铺垫!每当我回忆起这段经历,觉得十分艰苦也十分无奈,但它也确实为我积累了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在农村插队时,我在生产队做了大概一年的农活,后来我就被选拔到当地公社的小学和中学做代课教师。现在我还常和朋友们开玩笑,从我的经历来看,恐怕是上帝给我的安排,注定要当一辈子老师,我从小学教起,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大学本科、硕士生、博士生、也指导过博士后,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除了幼儿园,其他的教育阶段我都教过了。特别是我在农村当小学、中学教师的经历,对我后来从事教育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帮助。总之,人生的每一段经历对你一辈子的成长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参加授予学位仪式


    1971年的时候,我返城了。当时,长春市运输公司到我们所在的农安县去招一批装卸工,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我家在长春,当时我迫切想回家,所以不管是在城市里做什么工作,能回家就可以,于是我就报名了。离开农安的学校时,学校的校长还找到我,劝我不要走,让我留下来继续教书,并承诺将来会帮我转正,这比进城当装卸工好多了。但我还是坚持回到了长春,在长春市运输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装卸工人。这段经历同样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因为装卸工的工作非常辛苦,而且确实像那位校长对我说的那样,有很大的失落感。在农村的学校当一名教师,尽管是代课老师,周围的人还是很尊敬你的。但我回到了大城市,进城了,回家了,却成了一名装卸工,再也无法享受到学生看待老师的那种目光了,这让我感觉自己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这份工作我做了大概半年时间,又遇到毛主席发出新的指示叫“大学还是要办的”,当时全国还没有恢复高考,主要是面向工农兵招生,叫工农兵学员,通过推选招收,不用参加考试。当时到长春市运输公司招生的学校没有大学,只有一所叫吉林省医院卫生学校的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的专业是口腔专业。公司里面一共有100多位装卸工,开始时没有人报名,按理说到卫校去学医,以后当名医生是很不错的选择,但那时候人们特别不愿意学医,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有两个下乡的指示叫“57指示”和“626指示”:“57指示”指的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到农村去插队;“626指示”是关于“医务人员到农村去,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内容。公司里的装卸工情况和我一样,都是刚刚从农村返城的,大家一想,就是到个中专学校去学个医,毕业以后要走“626”道路,又要回到农村,大家都不愿意报名。我了解情况后一点都没犹豫就带头报了名。在我的带领下,后来又有3名装卸工和我一起报了名,最后4个人都被录取了。


    记者:1978年您在高考时为什么会选择选择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那个时候比较热门的专业是政经法啊?


    朱泓先生:1972年,我进入省卫校学习口腔专业,那时候的中专是2年学制,大学是3年学制。两年后,我毕业留校当了4年的老师,教的课程是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因此关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基础及理论还是比较扎实的,其他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等课程也有一定的掌握。这段经历奠定了我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当时我之所以做出学医的选择和我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的。我的父母当时都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的教师。所以当我有机会学医时,不管是学哪个方向,我都是很愿意学的,家里也很支持。就这样我走上了学医的道路,在卫校当了4年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教师,一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参加了高考。在报考学校时,面临着挑选专业,按理说,我应该考医科大学,继续学医。当时我看了招生简章,报考医学是需要考数理化的,但我的中学教育只到初等中学二年级,这方面的底子很差。刚刚恢复高考,大家因为“文革”都耽误了学习。考题虽然是比现在要简单很多,但也要按照高三的知识水平进行考核,数理化的课程我初二以后就没再学过,所以我担心自己考不上医学专业。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报考文科,虽然政史地也没系统学过,但是这些科目是可以通过自学补上的,此外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也很爱看相关的书。1977年那届高考,我没有报名,因为当时正在白求恩医科大学进修医用英语,舍不得放弃。在1978年参加了高考,报考的第一志愿就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当时也并不很清楚这个专业是研究什么的,在文史哲政经法这些学科分类中,我当时是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的,从小看了很多历史书,历史系下有历史和考古两个本科生专业,潜意识里我觉得我学考古更适合,因为当时考古之于我大概就应是裴文中和贾兰坡两位先生研究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事。如此看来,如果考古是从事这种研究的话,我学这个还是很有基础的。之前我在卫校有关现代人的解剖学经历对这个方向的学习也是大有裨益的,就这样,我选择报考了考古专业。当时我绝不知道考古还有新石器考古、商周考古、隋唐考古等方向,进入考古这个行当还真是歪打正着。


    记者: 朱老师您在本科时就已经开始给考古系高年级的同学们开设体质人类学这门课,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您在本科时就走上了大学的讲台?


    朱泓先生:上了大学后,我以前基础医学的知识还真用上了!我是78级的本科生,1979年,在我大二时,我们当时教研室副主任林沄老师找到了我,他说由于(当时)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里面还没有讲授体质人类学方面课程的老师,而我的档案中又显示我曾经有学医的教育背景,还教过解剖学的课程,所以想让我给考古专业的同学们讲一讲解剖学的课程。我就问那需要讲哪些方面的知识?林老师说,就讲发掘墓葬时如何从骨骼判断性别和年龄。我当时就答应了下来,毕竟在医学院校讲课时我就讲过这些知识点。我问,讲多少课时。林老师说,2个小时。当时,76级的师兄师姐们要去实习,要发掘墓葬。林老师让我给他们讲课,他认为在发掘时这些知识有可能会派上用场。文革期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工农兵学员不仅要学习知识还要占领上层建筑,教育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师们。因此,林老师还开玩笑说:“这就算是工农兵学员上讲堂吧”。我认真地准备了两个小时的课,给76级的师兄师姐们讲了一次如何利用骨骼判断性别和年龄,林老师就坐在教室后面听课。下课后,林老师对我说,你是一个真正的老师。这堂课后,反响强烈,77级的同学也要求听课。所以几天后我又给77级的师兄师姐们讲了一遍。后来我们班的同学也知道了,说不能落下自己的同学,我又找时间给同班同学讲了一遍。前面我说过我在卫校学医,又当了4年老师,这个经历对我后来从事体质人类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次为考古系的同学们上过课以后没过多久,当时的教研室主任张忠培老师就把我叫到他家里聊天。他问,你家不就在长春吗,毕业后留在吉大当老师愿不愿意?张老师这么一问,我很高兴,我说,当然愿意了。我当时真的愿意留在长春,更何况是在吉大当老师,大学老师在当时是一份十分光荣的职业。在我大二下半学期时,张忠培老师就已经给我设计了毕业留校当老师,张老师告诉我,以后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当时开设的第一外语——日语满足不了需要,必须要加强英语方面的学习。我对英语一直很喜欢,大学报考志愿时,除了第一志愿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外,其他4个志愿都是英语专业。总的看来,我上大学以前的经历对我后来的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的是在社会经验方面,有的是在管理能力方面,有的就是在学识积累及研究基础方面。


    记者:吉林大学的人类学实验室是东亚地区体质人类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每年都有大量来自国内外的学者进行访问交流,您是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学科的创建者,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历程?


    朱泓先生: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学科研究历程真正的起步是在1985年。1982年我本科毕业后作为辅导老师参加了本科生在河北张家口的考古实习。1983年,张忠培老师派我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委托四川大学主办的全国考古专业体质人类学培训班,是由复旦大学邵象清教授主讲的,当时培训班一共有二十几位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高校及考古所的在职工作人员。我在四川大学进修了3个月,这是我第一次进行体质人类学的系统培训,包括体质人类学的理论基础、人体测量学的方法及测量仪器的使用等。我从川大学习结束后不久,张忠培老师又给我联系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做进修生,跟随潘其风老师学习。从1983-1985年,整整2年的时间,我在社科院考古所,师从潘其风老师学习体质人类学。在此期间,我又考取了吉林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挂在林沄老师名下,由潘其风老师具体指导。这阶段的学习就是一种真正的研究生性质的学习了,在社科院考古所学习时我作为潘老师的科研助手,跟着做了很多项目,包括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墓地人骨观测、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现场鉴定等工作,这对于我以后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一开始就师从名师,又在实践中学习,这两年的学习奠定了我之后的研究基础。理论是由邵象清老师领入门的,研究实践则是由潘其风老师手把手教授。我除了原有的医学研究基础外,本科在吉林大学接受了考古学及历史学的培训,又在川大跟随邵象清老师学习了体质人类学理论,研究实践是社科院考古所潘其风老师训练的。到了1985年我从社科院考古所结束培训后,已经完全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了。回到吉大,我向张忠培老师,林沄老师汇报后,决定开始体质人类学的学科建设。1985年,在考古教研室及学校的支持下我购买了一套测量仪器,建立了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实验室。当时的研究标本很少,都是从我们吉大自己的考古工地运过来的,如山西汾阳杏花村、太谷白燕,河北蔚县三关等实习工地。我直接到工地发掘现场做鉴定,然后打好包装运回吉大,1985年刚刚开始建立实验室时就只有这些标本。1986年,我开始给本科生系统讲授体质人类学这门课程,当时上课都是自己编的讲义,这也为后来编写体质人类学这本教材做了铺垫,从那时起我就给84级本科生上课,就是王立新老师那届,一直讲到现在,体质人类学变成了吉林大学考古系的特色课程。实验室建立后,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很多成绩,这一方面是由于系里面非常支持,张忠培老师,林沄老师和魏存成老师他们当系主任时都很支持体质人类学方向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因为学校领导和社科处对这个方向的支持,推荐体质人类学实验室做一些项目等,推进了实验室的不断发展。

 

 

指导三维人像复原

 

    记者:您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中国先秦时期古代人种体系理论”,开创了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新时代。请您谈谈这一理论体系是如何构建的?它的提出对中国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产生了那些重要的学术影响?


    朱泓先生:关于中国古代人种体系理论的构思,其实在我从事考古学科研教学工作不久就形成了。我毕业以后,从1983年到1985年,在中国社科院进修,给潘其风先生做助手时,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由我先提出的,而是由社科院考古所的老先生们提出的。进修时我就住在考古所的院子里。白天,那些老先生来上班,我就和他们聊聊天。晚上,我就和当时在社科院学习的袁靖、李峰、傅宪国、梁中合、柴晓明等人在一块交流,逐渐使我开始考虑建立中国古代人种类型体系的问题。然而,对我在这方面启发最大的是社科院考古所一位非常著名的研究员——已故的杨虎先生。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和我聊天时杨虎先生说到:“你们写的研究人骨的文章,我们第一是看不懂,第二是用不上!”。我问:“为什么呢?”杨虎先生说:“那些专业的术语,我们是弄不懂的,结论也看不懂,用不上。例如某篇人骨研究文章,结论是以东北亚人种为主,同时又受到北亚人种和东亚人种的影响。换一篇还是受北亚人种和东亚人种影响,反正不是北亚人种就是东亚人种,有的时候还加个东北亚人种,弄得我们一头雾水。”实际上,杨虎先生给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当时的研究是按照现代人种去分类,可是结论这么写出来以后对考古学研究并没什么帮助,我们应该先去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我们的结论是让考古学家看得懂还能用得上的。当时杨虎先生给我提出这个问题后,我认为杨虎先生提的意见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当时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基本上沿用前苏联的学科体系,这在当时是全国学术界的普遍现象。但是杨虎先生和我说这话时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开始逐渐引进了一些西方的学术理论和观点、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对其做一个改革?中国古代人种体系的建立是我在思考杨虎先生提出的问题时想清楚的,并借鉴了国外同类研究的具体做法,如欧洲学者在研究西部欧亚地区古代居民时命名了“古欧洲人类型”,日本学者在研究日本列岛古代人种时确立了“绳纹人类型”、“弥生人类型”、“古坟人类型”,这些都是把古代人当做一个原始研究基础再和现代人对比,想到这里我似乎一下就明白了。这个理论的提出对考古学背景下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一直按照前苏联的那套研究体系,虽然体质人类学研究者明白那些学术术语,却不能真实反映现代人由古代人发展而来过程中变化的体质特征;只有按照这种古代人种类型的研究体系才能让考古学家真正看懂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论,这也有利于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紧密结合。

 

    记者:1998年我国考古界第一个专业从事古DNA研究的实验室——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成立了,随后在这里诞生了我国第一位古DNA研究方向的博士,出版了第一部古DNA研究专著、第一本古DNA教材,这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应用的成功模式,同时也带动了中国生物考古学的不断发展,您能不能谈一谈您和周慧教授是如何开始这长达15年的合作之旅?


    朱泓先生:开展古代DNA的研究是我们吉林大学考古学科遇到的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199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了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特殊学科点项目,这是由老一辈科学家唐敖庆,王大珩等联名提出设立的,重点用来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中具有中国特色,很强科研实力并且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濒危学科”“,如冰川学与冻土学,古生物学,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动物分类学,昆虫分类学、考古学(自然科学部分)等等。当时,学校科研部门了解到特殊学科点的申报情况(每个学科只支持一所科研单位),就联系到了我们考古学系,让我们把申报材料准备好,全力支持我们把这个项目争取下来。我们对申报文件进行了认真分析,发现项目的申报条件非常高,必须具有博士点(当时全国只有吉林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所高校设有考古学的博士点),此外,还得提出一个项目的选题,选题必须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填补国内空白,在国际上也要是面向21世纪科技前沿技术。我当时一下想起了俞伟超先生曾经呼吁的古代DNA研究,觉得这个选题是可行的。吉林大学从1985年开始建立体质人类学实验室,到1997年已经积累了12年的研究和管理经验,而且研究成果也很多,积累了大量的人骨标本;而且中国当时还没有一家专业的古代DNA实验室。填补空白,研究基础这两点都满足啦,还缺少一个愿意从事古代DNA研究的人。我们需要在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找一位合适的博士生导师。在学校科技处王志强副处长的推荐下,我结识了周慧老师。周慧老师当时是生命科学学院的副院长,国家教委跨世纪人才,省突出贡献专家、巾帼岗位明星,是院里的台柱子。一见面我就觉得周慧老师非常合适,只是不知道她是否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王处长告诉我周慧老师非常喜欢旅游,我的心里顿时就有了底。我让王处长帮我约了周慧老师,在谈起这个项目之前,我先给她讲了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和趣闻作为铺垫,结果周慧老师当场表示很感兴趣,愿意和我合作申请这个项目。从那时起我就和周慧老师合作以古代DNA为主要创新方向,再结合环境考古学、动物考古学、遥感考古学等科技考古方向申报了特殊学科点项目。正式立项是在1998年,至今已经有15年了。也正是有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殊学科点项目这个依托,我们才建立并发展了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个专业古DNA实验室。


    记者:您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工作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去过很多考古工地进行现场鉴定,经历了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您能谈谈哪些考古现场的经历是令您毕生难忘的?


    朱泓先生:这个经历就特别丰富了,我去过很多重要考古工地做现场鉴定,比如像江西靖安东周大墓、安徽双墩1号墓葬、额济纳的黑城遗址等等。但是如果说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新疆的小河墓地。小河墓地的现场不同于其他考古发现,死者都静静的躺在那里,所有随葬物品都保存的十分完好,装饰的羽毛都还十分鲜艳,棺木里面摆的满满的,而且在罗布泊那种极其艰苦的荒漠环境里进行考古发掘和人骨鉴定工作会给人带来非常强大的冲击力。小河墓地如同一个时间胶囊,封存了小河人死后埋葬的所有信息,那么真实、那么美!

 

 

小河墓地现场鉴定

 

    记者:吉林大学的考古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入选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历史学基地(文科基地),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国家“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边疆史地创新基地”,同时也是“十二五”期间吉林大学“2011计划”重点培育的学科。您从1997年开始作为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负责人,带领着吉林大学考古学科不断发展壮大,您能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吗?

   
    朱泓先生:酸甜苦辣谈不上,我从1997年担任考古学科的负责人到现在已经15年了,这期间吉大考古系是遇到了很多好的发展机遇。除了吉大考古系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我下面要说的几件事大家就能充分体会到:1997年到1998年,吉大考古系和生命科学学院周慧老师合作建立了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拿到了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特殊学科点项目,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一直到现在我校的分子考古学在国内仍然是处于领先地位。1999年,教育部通知各个高校准备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们当时根据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学科基础和科研方向,最终确定将基地名称定为“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是以中国边疆及比邻地区的古代人类文化与环境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我们系现在35位老师都感兴趣的研究方向。2000年,我们获得教育部的批准,成立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中心的成立是我们吉林大学考古系学科发展历程中里程碑式的成果,在这以后其他的评审都是以这个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为基础和依托。2005年,我们申请教育部“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当时的申报条件要求:理科有国家或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文科必须有人文社科重点基地才有申请资格,我们凭借基地顺利拿到了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07年申报国家重点学科时,考古学的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再次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终我们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吉林大学几代考古人的梦想,成功申请到了国家重点学科。今年我们开始着手与其他兄弟院校、科研院所联合申请“2011协同创新中心”,又是一次促进学科大发展的好机会,我想我们会全力以赴的。这些机遇在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发展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1997年获得特殊学科点项目支持以前,系里的老师连笔记本电脑都没有,更不要说照相机和其他科研仪器了,特殊学科点项目的获批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它给了我们一个改善科研教学环境的机会,现在看来,这个机会对考古学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过特殊学科点项目和周慧老师合作建立了考古DNA实验室,在分子考古学上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个生长点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到现在还是处于学科发展的最前沿。这与后来的一系列考古学科的蓬勃发展是一环紧扣一环,缺一不可的。我担任考古学科负责人的体会就是:吃苦受累肯定是难免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遇到了很多学科发展上的机遇并且抓住了机遇,还有就是整个科研队伍的团结奋进,使得我们吉林大学考古学科有了今天的发展规模。

 

 

访问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

 

    记者: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自然科学技术不断推新对考古学的研究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请您谈谈未来有哪些方向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朱泓先生:我只能从生物考古学的角度来说。第一,发展最快的还是考古DNA,考古DNA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建立了自己的考古DNA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和山东大学也在筹建考古DNA实验室,这是非常好的开端,衷心希望其他兄弟单位能够把这一研究方向尽快开展起来,共同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全面发展。考古DNA的研究是需要多次异地重复性验证的,只有多家专业实验室的存在,才能联合进行相关研究和重复性的实验,相互支持。第二个领域我认为是骨化学,通过稳定同位素分析复原古代人的饮食结构已经开展很多尝试了,但是,在中国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够。食谱分析不仅仅是人骨研究的需要,动物骨骼研究也同样可以开展,食谱分析可以直接反映当时人类、动物的食物结构,而且食谱分析的实验要求没有古DNA实验严格,设备条件也比较容易达到,因此,还要继续加大这方面的人才培养。第三个领域就是古病理研究,中国现在还没有从事古病理研究的专业学者,一些研究还停留在材料的报道阶段,和西方的研究水平存在很大差别,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结束语:首先感谢“中国考古网”给我这个机会接受采访,与各位学术界同行,尤其是与各个高校考古系及博物馆系的同学们在一起交流从事考古学研究和教学的心得体会,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采访对吉林大学考古学科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也希望以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发展,感谢长期以来得到各位学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厚爱,谢谢!

 

作者:朱泓 聂颖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