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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向:多维视野下的巴蜀考古研究
发布时间:2013-03-14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钟永新    点击率:

 


  著名考古学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林向教授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采访。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钟永新 摄

 


  嘉宾介绍:林向,1932年9月生于上海。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62年四川大学考古学研究生毕业,师承冯汉骥先生。1965~1991年任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1991年任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6年离休。考古学教授,从事中国考古学教学工作和巴蜀考古及考古学应用研究。讲授中国夏商周考古学、西南考古学、考古学概论、田野考古等课程。参加或主持过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长江三峡库区调查、四川历史地震调查、金沙江安宁河流域调查与发掘、川东及川南崖葬调查与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西昌东坪遗址发掘等。曾出版《四川名塔》、《巴蜀文化新探》、《巴蜀考古论集》《清江深居集》《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等著作,刊出论文百余篇。


  核心提示:


  学术薪传太重要了,无中生有的东西一定不会成为大气候。


  要开展考古学史的研究,重视回忆录、口述史与年谱、目录、论文集、著作集等整理,成为学脉研究的学术依据。


  文化影响辐射范围内,有相对相同的文化因素和内容、交往与联系,构成一个文化区。


  记者:林教授,您好,欢迎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您是巴蜀考古界的著名学者,能否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考古研究之路的?


  林向:我走上考古的道路并非偶然,综观我的一生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少年失怙,10岁父母相继过世,在上海由姐姐抚养长大,艰难的渡过8年抗日战争,4年解放战争,直到全国解放。


  第二阶段,是从政时期,1949年6月我在上海参加了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1949-1955年参加了重庆地区的民主建政等一整套革命运动。


  第三阶段,是求学时期。1955年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我从机关考进了川大历史系。1959年国家准备建设三峡水库,冯汉骥先生组织我们去三峡库区进行考古调查实习,我发现搞考古很实在,历史专业本科毕业后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就选择了从冯老师学考古。


  第四阶段,是从教时期,1962年毕业留校从事考古教学,从此到“文革”前一直参与带领学生田野考古实习,一年有半年的时间都在野外跑。“文革”开始后中断了几年。1972年起我继续冯师的事业,当了考古教研室主任,跟同事张勋燎、马继贤一起执掌川大考古教学, 1991年改任川大巴蜀文化中心主任,后来又受四川社科院聘任《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副主编。


  第五阶段,是治学时期,1996年离休后离而不休,继续从事巴蜀考古研究,我的文章约有三分之二在这个时段发表的,直到现在每年还要写两三篇。由于我的学生大都在西南各地文物部门工作,他们在田野考古中发现和遇到问题,常会请我去会诊,或者让我帮忙去向有关方面呼吁,所以继续发挥一个老考古学者的余热。


  无中生有的东西不会成大气候


  记者:您撰写了许多关于巴蜀考古学界人物徐中舒、冯汉骥、邓少琴、童恩正等的回忆文章,总结了他们的治学观点和经验,请问这对今天从事考古研究的学者而言,有哪些最值得学习和传承?


  林向:徐师中舒先生的名言:“读书是很辛苦的,是要抹汗珠哦!”徐老是王国维先生的学生,王国维曾提出两重证据法,意思是把地下发现与文献记载结合起来研究。徐老提出还要结合民族、民俗等来综合研究,他传递的主要治学经验是运用多重证据法。我从学后冯师汉骥先生教给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我学会对神话传说进行文化人类学的科学分解,既不盲从,也不轻易否定,更多地采用多重证据法来研究问题。


  冯老师常告诫我们“不要做沙发上的考古学家”,“不要做见物不见人的考古匠”。他说,考古只能讲“大概可能”,因为考古发现往往只是零碎的历史信息,若要恢复成历史,产生的可能性就很多,这是由于历史的影子投射所致。


  邓少琴先生是我老师的挚友,我最后去看他时,已八九十岁行动不便了,只见他把自己绑在椅子上,还在那里写作,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把在三星堆发掘的情况给他介绍,他听后很是高兴。邓少琴先生是巴蜀文化、重庆开埠史、长江航运史方面的著名专家。


  徐、冯、邓三位先生都是以前西南博物院的老搭档了,我们就是在他们老一辈学者的传授下成长起来的。


  童恩正是我的师弟,他有句名言,“考古学家白天要摸爬滚打,晚上要挑灯夜战”,意思是既要在田野实干,又要多读书多写东西,他一生就是这样干的,取得骄人的成果。我常给学生介绍他这两点。


  前不久央视《大家》栏目来采访我,我说“我不是大家,我是大师的守望者”。我主要是把老师们传授给我的知识经验,传授给我的弟子们,让他们继续研究下去。学术薪传太重要了,无中生有的东西一定不会成为大气候,也许在某个小问题上会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成果,但如果缺乏根基,是走不远飞不高的。当然了,做学问也不能墨守成规,老师教怎样就怎样,没有自己的创新那是绝对不成的。


  我在田野考古方面有两个学术命名,为学界所采纳,是比较自豪的:


  一是“大溪文化”的命名。我是最早对跟仰韶文化同时期的进行研究的,我在冯师的指导下,整理完成《巫山大溪遗址发掘报告》,提出“大溪文化”的命名,作为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受到学界的关注,邮寄到社科院考古所候审出版,可惜在“文革”中不知下落,未能出版,幸好川大历史系还有个油印本保存下来。


  二是“大石墓”的命名。过去有学者曾发现过这种墓葬,但都没能说清楚。1976年我在西昌地区考古调查发掘后才把它搞清楚。大石墓主要分布在安宁河流域,其特点是用大石块筑墓,一般呈长方型状,一端开门,后人去世可陆续被放进去,发掘的有些大石墓里有上百个头盖骨。它的文化内涵可与《史记》等记载的西南邛都夷相匹配,目前“大石墓”己成为西南民族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


  重视开展考古学史的整理


  记者:您曾经参加许多田野考察,在三峡考古、地震考古、四川古塔、酒文化、考古应用研究等领域取得了许多极具建树的成果,开辟了多维视野的巴蜀考古,请问巴蜀考古与中原考古相比,特点和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林向:教学上我主讲夏商周考古,科研上主搞巴蜀考古,另外也涉及考古学应用研究。


  我是第一批研究地震考古的学人。我通过考古调查能证明成都地区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因为我发现成都地区的所有古塔的破坏都指向西北方,说明震源来自西北龙门山方向,而成都地区却没有发现超过7度的历史地震的破坏遗迹。为此还获得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


  我为什么要研究古塔呢?因为我在研究地震考古时,看唐山地震的录像带,注意到烟囱很多折断了倒向震中。而古代没有高烟囱,但有高塔,那就改用古塔的破损痕迹作为观察点,于是我带着学生跑遍了成都平原,发现很多古塔有地震裂缝,或有规律的倒向震中方向龙门山,如宝光寺的宝光塔,塔尖就微微向西北方向倾斜。根据这些调查资料我研究扩充后专门写了本《四川名塔》。2011年遇见罗哲文先生时,他还在对我说起此事。


  我还参加了《中国地震历史材料汇编》和《四川地震资料汇编》的编撰,主要是使用考古材料来进行地震考古研究,后者还获得四川省社科二等奖。另外在酒文化研究方面,我也是运用考古研究的先行者之一。


  研究先秦的巴蜀要以考古为主。巴蜀的先秦文献阙如,因此巴蜀历史只能靠田野考古,再结合后人追记的文献来研究。中原却不一样,那里很早就有文字记载,如甲骨文、金文已能释读,十三经文献也都流传下来。而且巴蜀文化是个复合杂交形成的文化,不能简单用《周礼》那套来框,比如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坑叫不叫祭祀坑,北方学者说不能称为祭祀坑,而应叫器物埋藏坑。实际上三星堆的青铜玉器都在祭仪中被焚烧过,是为了祭祀才筑坑埋下去的,里面还有人骨渣、象牙等,应该是祭祀坑。


  所以我提出中原和巴蜀考古学文化是平行发展、各自独立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构成部份。其源头之一很有可能来自是陇东南地区,南下后融合当地土著民族后发展形成的新文化。这个地区遗址发现的粮食遗存,从西北方向开始是小米,到中间既有小米也有大米,再到四川盆地就是以大米为主,这种变化可看到西北粟文化和东南稻文化相互交融的证据。


  有关巴蜀的古文献基本是后人笔录整理的巴蜀遗民口述史。《蜀王本纪》由秦汉时期的人撰写,常璩的《华阳国志》保存最丰富却删掉了那些认为是神怪的记述,所以想利用这些文献材料,就要用考古发现来加以验证。巴蜀可能有文字,但没有发现在青铜器上面,是否写在树皮或布帛上没保存下来?至少直到现在为止,古蜀没有发现可以辨认的文字。东周发现有两种,一是“图语”,一是铜戈上的“文字”,目前都还无法释读。


  所以巴蜀考古的难度更大,所以只有采用多元化视角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施劲松为《童心求真集》写的序言,他后来从商周专家张长寿先生攻博,是从中原考古的角度来写的,更为宏观,如指出一个遗址或区域的考古材料是否存在某种能与我们现有知识体系有效连接的“背景”——即文字和文字书写的文献,这将会使考古发现的结果有所不同。


  李学勤教授在我的《童心求真集》序言肯定了我为巴蜀古史文化研究研究做出的贡献。并提出,要开展考古学史的研究,重视回忆录、口述史与年谱、目录、论文集、著作集等整理,认为我的文集将是研究巴蜀考古(巴蜀古史)学脉的宝贵学术依据。

 

 

 
  文化辐射圈内有相同的文化因素


  记者:在古蜀文明研究领域,您撰写了有关卜辞中的“蜀”、蜀酒、蜀盾、古蜀牙璋、古蜀祭坛、三星堆青铜艺术、青铜树等学术文章,请问古蜀文化区应该怎么理解认识?另外从考古角度如何看待蜀与夏的关系?


  林向:文化区主要是指某个地区某段时间有某段文化占主导地位,又辐射影响到其他地方形成的地域范畴。如三星堆有一整套典型器物,这套典型器在成都平原发现最多,往外面走就越来越少,说明中心在这里,在它的文化影响辐射范围内,有相对相同的文化因素和内容、交往与联系,构成一个文化区,如陕西宝鸡发掘的西周时期的(弓鱼)国墓地,也出土相似的文化因素,(弓鱼)和蜀很可能有亲缘关系。


  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北跨陕南盆地,东到江汉平原西侧,南到云贵高原北缘,这就是三星堆典型器物所辐射到的区域,构成一个文化区。我们发现文化区里的好多图像都有承袭性,如树、龙、虎、鸟、羊等的图像都相似,一直到秦统一巴蜀后,周围的西南夷都还有这些文化现象,如 “龙生九子”神话就是如此派生出束的。我们可以看看书桌上的三星堆青铜树模型,树上有龙蜿蜒而下,说明它是从天上下来保佑它的子孙。但此龙头,却有两个羊角,就是羊龙,因为羌氐系民族跟牧羊有关,所以龙头是羊,而在内蒙发现是鹿头龙,濮阳地区是鳄头龙,三门峡是鱼头龙,红山文化是猪头龙,可见中国古代的龙也反映文化上多元一体。古蜀的这种羊龙,在三星堆还能看到有明显山羊胡子。


  巴蜀文化区的研究,说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古代文化中心,在全国文明起源格局中占一席之地。过去讲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后来推而广之,把东北的红山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也包括进去,但不讲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就突破了这一点,推上去还有史前的宝墩文化,它们一脉相承下来,构成为一个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区。


  至于说到蜀与夏的关系,是同源异流还是异源同流呢?我认为是前者。蜀与夏都有大禹就是一条龙(虫),拿着工具在治水的历史记忆,所以有很多有相同东西,如牙璋,二里头只有典型期的牙璋,而三星堆金沙这里却早中晚时期的各型牙璋都有,说明都蜀夏文化是同源的,而后在各自地域发展,又相互有紧密的交往联系。


  记者:2010年您出版了个人从事考古文物工作50年的《童心求真集》和《清江深居集》,请问如何理解书名中的“童心”,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宝贵治学经验和您所秉承的“川大史学”传统?


  林向:所谓“童心”就是不受外界影响,本真的去考虑问题。田野考察怎么发现,书本中怎么记载,两者要结合起来。所谓“求真”,我认为是正确的,不管别人怎么讲,我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能人云亦云,也许我的观点有错,但毕竟是为整个学术园地添加花草。加之我的思想状态比较活跃,很乐观,提得起,放得下,就因为我拥有一颗童心。 “童心”就是赤子之心,求真之心。


  至于“川大史学”传统,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辑出版的《川大史学》序言中总结有以下四点:一、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二、在此前蜀地学者乡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巴蜀史研究迅速完成向现代史学的转化,呈现出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三、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地方史,都共同指向对地理的关注;四、注重机构建设和“集众研究”。对照来看,我都是按这样努力走过来的,做的还很不够,但我从川大史学大师们那里耳闻目睹所学到的为人治学之道,却够我一辈子受用。


  我可以再推荐客厅挂的著名书法家何应辉先生的法书,他写的是我的《自勉诗》:“清白做人正气扬,江流至柔自刚强。深言无忌童心出,居易求真胜华堂。”这是我考古一生的真实写照,并以之作为学界共勉。

 


  记者手记:沉浸在林向教授营造的巴蜀考古世界里久久流连不已,他的田野奔走正是传承巴蜀考古学脉的实录写照,他的童心求真也给坚守中国学术的今辈学者诸多砥砺。(钟永新)

 

 


  2012年10月27日,著名考古学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林向教授(左)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汤载振 摄

 


  参考阅读:


  李学勤:创新与求真——《童心求真集》序


  施劲松:多维视野中的巴蜀考古——写给《童心求真集》的话


  王仁湘:童心塑达人 学问求放心----《清江深居集》序


  江章华:童心不泯 才思敏捷----为林向先生《清江深居集》作


  林 向:《蜀王本纪》与考古发现(《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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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向:多维视野下的巴蜀考古研究

发布时间: 2013-03-14

 


  著名考古学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林向教授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采访。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钟永新 摄

 


  嘉宾介绍:林向,1932年9月生于上海。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62年四川大学考古学研究生毕业,师承冯汉骥先生。1965~1991年任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1991年任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6年离休。考古学教授,从事中国考古学教学工作和巴蜀考古及考古学应用研究。讲授中国夏商周考古学、西南考古学、考古学概论、田野考古等课程。参加或主持过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长江三峡库区调查、四川历史地震调查、金沙江安宁河流域调查与发掘、川东及川南崖葬调查与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西昌东坪遗址发掘等。曾出版《四川名塔》、《巴蜀文化新探》、《巴蜀考古论集》《清江深居集》《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等著作,刊出论文百余篇。


  核心提示:


  学术薪传太重要了,无中生有的东西一定不会成为大气候。


  要开展考古学史的研究,重视回忆录、口述史与年谱、目录、论文集、著作集等整理,成为学脉研究的学术依据。


  文化影响辐射范围内,有相对相同的文化因素和内容、交往与联系,构成一个文化区。


  记者:林教授,您好,欢迎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您是巴蜀考古界的著名学者,能否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考古研究之路的?


  林向:我走上考古的道路并非偶然,综观我的一生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少年失怙,10岁父母相继过世,在上海由姐姐抚养长大,艰难的渡过8年抗日战争,4年解放战争,直到全国解放。


  第二阶段,是从政时期,1949年6月我在上海参加了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1949-1955年参加了重庆地区的民主建政等一整套革命运动。


  第三阶段,是求学时期。1955年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我从机关考进了川大历史系。1959年国家准备建设三峡水库,冯汉骥先生组织我们去三峡库区进行考古调查实习,我发现搞考古很实在,历史专业本科毕业后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就选择了从冯老师学考古。


  第四阶段,是从教时期,1962年毕业留校从事考古教学,从此到“文革”前一直参与带领学生田野考古实习,一年有半年的时间都在野外跑。“文革”开始后中断了几年。1972年起我继续冯师的事业,当了考古教研室主任,跟同事张勋燎、马继贤一起执掌川大考古教学, 1991年改任川大巴蜀文化中心主任,后来又受四川社科院聘任《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副主编。


  第五阶段,是治学时期,1996年离休后离而不休,继续从事巴蜀考古研究,我的文章约有三分之二在这个时段发表的,直到现在每年还要写两三篇。由于我的学生大都在西南各地文物部门工作,他们在田野考古中发现和遇到问题,常会请我去会诊,或者让我帮忙去向有关方面呼吁,所以继续发挥一个老考古学者的余热。


  无中生有的东西不会成大气候


  记者:您撰写了许多关于巴蜀考古学界人物徐中舒、冯汉骥、邓少琴、童恩正等的回忆文章,总结了他们的治学观点和经验,请问这对今天从事考古研究的学者而言,有哪些最值得学习和传承?


  林向:徐师中舒先生的名言:“读书是很辛苦的,是要抹汗珠哦!”徐老是王国维先生的学生,王国维曾提出两重证据法,意思是把地下发现与文献记载结合起来研究。徐老提出还要结合民族、民俗等来综合研究,他传递的主要治学经验是运用多重证据法。我从学后冯师汉骥先生教给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我学会对神话传说进行文化人类学的科学分解,既不盲从,也不轻易否定,更多地采用多重证据法来研究问题。


  冯老师常告诫我们“不要做沙发上的考古学家”,“不要做见物不见人的考古匠”。他说,考古只能讲“大概可能”,因为考古发现往往只是零碎的历史信息,若要恢复成历史,产生的可能性就很多,这是由于历史的影子投射所致。


  邓少琴先生是我老师的挚友,我最后去看他时,已八九十岁行动不便了,只见他把自己绑在椅子上,还在那里写作,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把在三星堆发掘的情况给他介绍,他听后很是高兴。邓少琴先生是巴蜀文化、重庆开埠史、长江航运史方面的著名专家。


  徐、冯、邓三位先生都是以前西南博物院的老搭档了,我们就是在他们老一辈学者的传授下成长起来的。


  童恩正是我的师弟,他有句名言,“考古学家白天要摸爬滚打,晚上要挑灯夜战”,意思是既要在田野实干,又要多读书多写东西,他一生就是这样干的,取得骄人的成果。我常给学生介绍他这两点。


  前不久央视《大家》栏目来采访我,我说“我不是大家,我是大师的守望者”。我主要是把老师们传授给我的知识经验,传授给我的弟子们,让他们继续研究下去。学术薪传太重要了,无中生有的东西一定不会成为大气候,也许在某个小问题上会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成果,但如果缺乏根基,是走不远飞不高的。当然了,做学问也不能墨守成规,老师教怎样就怎样,没有自己的创新那是绝对不成的。


  我在田野考古方面有两个学术命名,为学界所采纳,是比较自豪的:


  一是“大溪文化”的命名。我是最早对跟仰韶文化同时期的进行研究的,我在冯师的指导下,整理完成《巫山大溪遗址发掘报告》,提出“大溪文化”的命名,作为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受到学界的关注,邮寄到社科院考古所候审出版,可惜在“文革”中不知下落,未能出版,幸好川大历史系还有个油印本保存下来。


  二是“大石墓”的命名。过去有学者曾发现过这种墓葬,但都没能说清楚。1976年我在西昌地区考古调查发掘后才把它搞清楚。大石墓主要分布在安宁河流域,其特点是用大石块筑墓,一般呈长方型状,一端开门,后人去世可陆续被放进去,发掘的有些大石墓里有上百个头盖骨。它的文化内涵可与《史记》等记载的西南邛都夷相匹配,目前“大石墓”己成为西南民族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


  重视开展考古学史的整理


  记者:您曾经参加许多田野考察,在三峡考古、地震考古、四川古塔、酒文化、考古应用研究等领域取得了许多极具建树的成果,开辟了多维视野的巴蜀考古,请问巴蜀考古与中原考古相比,特点和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林向:教学上我主讲夏商周考古,科研上主搞巴蜀考古,另外也涉及考古学应用研究。


  我是第一批研究地震考古的学人。我通过考古调查能证明成都地区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因为我发现成都地区的所有古塔的破坏都指向西北方,说明震源来自西北龙门山方向,而成都地区却没有发现超过7度的历史地震的破坏遗迹。为此还获得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


  我为什么要研究古塔呢?因为我在研究地震考古时,看唐山地震的录像带,注意到烟囱很多折断了倒向震中。而古代没有高烟囱,但有高塔,那就改用古塔的破损痕迹作为观察点,于是我带着学生跑遍了成都平原,发现很多古塔有地震裂缝,或有规律的倒向震中方向龙门山,如宝光寺的宝光塔,塔尖就微微向西北方向倾斜。根据这些调查资料我研究扩充后专门写了本《四川名塔》。2011年遇见罗哲文先生时,他还在对我说起此事。


  我还参加了《中国地震历史材料汇编》和《四川地震资料汇编》的编撰,主要是使用考古材料来进行地震考古研究,后者还获得四川省社科二等奖。另外在酒文化研究方面,我也是运用考古研究的先行者之一。


  研究先秦的巴蜀要以考古为主。巴蜀的先秦文献阙如,因此巴蜀历史只能靠田野考古,再结合后人追记的文献来研究。中原却不一样,那里很早就有文字记载,如甲骨文、金文已能释读,十三经文献也都流传下来。而且巴蜀文化是个复合杂交形成的文化,不能简单用《周礼》那套来框,比如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坑叫不叫祭祀坑,北方学者说不能称为祭祀坑,而应叫器物埋藏坑。实际上三星堆的青铜玉器都在祭仪中被焚烧过,是为了祭祀才筑坑埋下去的,里面还有人骨渣、象牙等,应该是祭祀坑。


  所以我提出中原和巴蜀考古学文化是平行发展、各自独立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构成部份。其源头之一很有可能来自是陇东南地区,南下后融合当地土著民族后发展形成的新文化。这个地区遗址发现的粮食遗存,从西北方向开始是小米,到中间既有小米也有大米,再到四川盆地就是以大米为主,这种变化可看到西北粟文化和东南稻文化相互交融的证据。


  有关巴蜀的古文献基本是后人笔录整理的巴蜀遗民口述史。《蜀王本纪》由秦汉时期的人撰写,常璩的《华阳国志》保存最丰富却删掉了那些认为是神怪的记述,所以想利用这些文献材料,就要用考古发现来加以验证。巴蜀可能有文字,但没有发现在青铜器上面,是否写在树皮或布帛上没保存下来?至少直到现在为止,古蜀没有发现可以辨认的文字。东周发现有两种,一是“图语”,一是铜戈上的“文字”,目前都还无法释读。


  所以巴蜀考古的难度更大,所以只有采用多元化视角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施劲松为《童心求真集》写的序言,他后来从商周专家张长寿先生攻博,是从中原考古的角度来写的,更为宏观,如指出一个遗址或区域的考古材料是否存在某种能与我们现有知识体系有效连接的“背景”——即文字和文字书写的文献,这将会使考古发现的结果有所不同。


  李学勤教授在我的《童心求真集》序言肯定了我为巴蜀古史文化研究研究做出的贡献。并提出,要开展考古学史的研究,重视回忆录、口述史与年谱、目录、论文集、著作集等整理,认为我的文集将是研究巴蜀考古(巴蜀古史)学脉的宝贵学术依据。

 

 

 
  文化辐射圈内有相同的文化因素


  记者:在古蜀文明研究领域,您撰写了有关卜辞中的“蜀”、蜀酒、蜀盾、古蜀牙璋、古蜀祭坛、三星堆青铜艺术、青铜树等学术文章,请问古蜀文化区应该怎么理解认识?另外从考古角度如何看待蜀与夏的关系?


  林向:文化区主要是指某个地区某段时间有某段文化占主导地位,又辐射影响到其他地方形成的地域范畴。如三星堆有一整套典型器物,这套典型器在成都平原发现最多,往外面走就越来越少,说明中心在这里,在它的文化影响辐射范围内,有相对相同的文化因素和内容、交往与联系,构成一个文化区,如陕西宝鸡发掘的西周时期的(弓鱼)国墓地,也出土相似的文化因素,(弓鱼)和蜀很可能有亲缘关系。


  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北跨陕南盆地,东到江汉平原西侧,南到云贵高原北缘,这就是三星堆典型器物所辐射到的区域,构成一个文化区。我们发现文化区里的好多图像都有承袭性,如树、龙、虎、鸟、羊等的图像都相似,一直到秦统一巴蜀后,周围的西南夷都还有这些文化现象,如 “龙生九子”神话就是如此派生出束的。我们可以看看书桌上的三星堆青铜树模型,树上有龙蜿蜒而下,说明它是从天上下来保佑它的子孙。但此龙头,却有两个羊角,就是羊龙,因为羌氐系民族跟牧羊有关,所以龙头是羊,而在内蒙发现是鹿头龙,濮阳地区是鳄头龙,三门峡是鱼头龙,红山文化是猪头龙,可见中国古代的龙也反映文化上多元一体。古蜀的这种羊龙,在三星堆还能看到有明显山羊胡子。


  巴蜀文化区的研究,说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古代文化中心,在全国文明起源格局中占一席之地。过去讲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后来推而广之,把东北的红山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也包括进去,但不讲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就突破了这一点,推上去还有史前的宝墩文化,它们一脉相承下来,构成为一个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区。


  至于说到蜀与夏的关系,是同源异流还是异源同流呢?我认为是前者。蜀与夏都有大禹就是一条龙(虫),拿着工具在治水的历史记忆,所以有很多有相同东西,如牙璋,二里头只有典型期的牙璋,而三星堆金沙这里却早中晚时期的各型牙璋都有,说明都蜀夏文化是同源的,而后在各自地域发展,又相互有紧密的交往联系。


  记者:2010年您出版了个人从事考古文物工作50年的《童心求真集》和《清江深居集》,请问如何理解书名中的“童心”,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宝贵治学经验和您所秉承的“川大史学”传统?


  林向:所谓“童心”就是不受外界影响,本真的去考虑问题。田野考察怎么发现,书本中怎么记载,两者要结合起来。所谓“求真”,我认为是正确的,不管别人怎么讲,我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能人云亦云,也许我的观点有错,但毕竟是为整个学术园地添加花草。加之我的思想状态比较活跃,很乐观,提得起,放得下,就因为我拥有一颗童心。 “童心”就是赤子之心,求真之心。


  至于“川大史学”传统,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辑出版的《川大史学》序言中总结有以下四点:一、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二、在此前蜀地学者乡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巴蜀史研究迅速完成向现代史学的转化,呈现出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三、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地方史,都共同指向对地理的关注;四、注重机构建设和“集众研究”。对照来看,我都是按这样努力走过来的,做的还很不够,但我从川大史学大师们那里耳闻目睹所学到的为人治学之道,却够我一辈子受用。


  我可以再推荐客厅挂的著名书法家何应辉先生的法书,他写的是我的《自勉诗》:“清白做人正气扬,江流至柔自刚强。深言无忌童心出,居易求真胜华堂。”这是我考古一生的真实写照,并以之作为学界共勉。

 


  记者手记:沉浸在林向教授营造的巴蜀考古世界里久久流连不已,他的田野奔走正是传承巴蜀考古学脉的实录写照,他的童心求真也给坚守中国学术的今辈学者诸多砥砺。(钟永新)

 

 


  2012年10月27日,著名考古学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林向教授(左)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汤载振 摄

 


  参考阅读:


  李学勤:创新与求真——《童心求真集》序


  施劲松:多维视野中的巴蜀考古——写给《童心求真集》的话


  王仁湘:童心塑达人 学问求放心----《清江深居集》序


  江章华:童心不泯 才思敏捷----为林向先生《清江深居集》作


  林 向:《蜀王本纪》与考古发现(《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5期)

 

作者:钟永新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