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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归来话人大----全国人大代表王巍所长访谈
发布时间:2013-04-28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本站记者    点击率:

 

    记者:首先祝贺您当选第十二届人大代表!两会期间很多媒体都对您进行了专访,作为本届唯一的考古学家人大代表,您独到的见解反映了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心声,如今两会归来,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感受吗?


    王巍所长: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人大的会议,心情很激动,尤其是第一次走进大会堂,第一次进入会场,感受那种庄严的气氛,激动之心难以言表,当然也有很多是老委员了,第二届、第三届,最多的是五届,但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次新的体验。虽然以前也去大会堂开过会,但是人大会的这种氛围显然是不一样的,是讨论国家的大政方针。因为这次是产生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而且是第四代和第五代的交接,对国内来说也很瞩目。能够作为一个国家重大发展的新老交替的见证,很激动。当然同时也觉得是一种责任,我觉得人大代表不单是一种荣誉,更重要的是要能够代表你所能了解的这部分人民的意志、呼声,其实说起来我们也算是来自基层,从我们的角度怎么能够反映文物考古界的这种声音、需求和愿望才应该是我们应该做的。

 

 


    记者:我看很多媒体对您的专访涉及到了文化遗产保护、文物收藏、拍卖这些话题,这些也是目前咱们考古界现在比较热门的,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您的这些观点正好是代表了国内一些考古学家的心声。


    王巍所长:是啊,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是在第一线,有很多感受,这些感受很多在考古界是共同的,比如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中怎么把文化遗产摆在更优先的位置,而不是放在从属的位置;怎么更好、更准确地宣传考古的成果,引导大家更重视文物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等,这些都是我们很久以来就有的想法。这次是有了这个机会,能够发表出来,而且自己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考古界的一些想法终于有一个机会去直接面对媒体和社会来发出呼声,这是我最深的一个体会。


    记者:咱们以前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在学术界层面上,现在您通过人大代表这个身份说出来,就进入到了国家参政议政的层面了。


    王巍所长:对,这些观点我们在一些场合也说,但是那是纯个人的一种表达。如今作为人大代表,发出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只是个人的角度,起码是这个领域的,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大家的呼声。而且政府机构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提案现在都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制度,比如提案建议,如果你明确要求政府部门回应,他就一定会回应;但也有些建议是仅供参考,不要求回应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各个部门对人大代表的质询,包括提案建议都是很重视的,都是要在明确的时间内答复一二三四,最后还要询问人大代表是不是满意。如果对这个答复不满意,那他还要再继续办理。从这个角度,也可以体现出我们的政府对来自人民的呼声的重视程度在加强,这个还是挺令人欣慰的。


    记者:您是本届唯一的考古学界代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继夏鼐先生之后第二位当选的考古学界人大代表,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尤其是像考古学这种冷门的学科,也逐步开始参政议政,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您有什么感想?


    王巍所长:确实,考古界有不少都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确实比较少。据我了解,我们院里可能夏鼐先生之后我是第二个,陕西曾经有过石兴邦先生和韩伟先生,但总体来看确实是比较少。人大和政协角度略有不同。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能更直接地来参政议政。所以,我觉得如今我们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学界的成果、以及考古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考古学的知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关注度不断提高,人们对考古、文物的兴趣也越来越强。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觉得自己的当选,主要还是和我们考古学地位的上升和提高有最直接的关系。我个人恰好是处在这么一个国家级考古机构的领导的位置上,成为人大代表,主要还是我们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和发展的一种反映。


    记者:您在本次大会中提交的议案里面涉及了哪些问题呢?


    王巍所长:我提交了几个建议,不是议案。人大代表的议案要30个代表共同提出,但我们这方面人数是很少的。我提了几个建议,一个是关于在城镇化建设当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体来说就是把文化遗产的保护放在城镇化建设最优先考虑的环节。因为城镇化的建设会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的,必然会涉及很多遗址、很多文化遗产,所以,必须把文化遗产放在最首先要考虑的位置上,而不是说先把方案定了、区域定了,才来考虑遗产保护。最终在这个前提下,考古将非常被动。在基建现场,是清理还是放弃?清理就会延缓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放弃就会造成遗产破坏,这就造成了两难的局面。如果是先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前面,我们在城镇化建设选点的时候就可以避开一些重点的遗址。而且在涉及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有一票否决权,如果城镇化建设涉及到全国重点的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等等,那就必须改变计划,我其实很强调这一点。


    还有一个与之相结合、相配套的提议,就是建议国家文物局主导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开展大遗址的勘探。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目前我们国家有几百处的国宝级的大遗址,我们曾经提出过一百项大遗址的规划编制。但是实际上,这些大遗址基本上都没有做过系统的勘探,我们顶多知道一个大致的范围。比如我们做的一些都城遗址,对宫城的位置、大体区域的功能有所了解,其他细部的了解很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开展过全面系统的勘探,当然这需要大量的经费。没有全面系统的勘探,对地下埋藏的了解可以说是很粗的、轮廓性的东西。从保护的角度来说,哪些地方是必须要保护的;从规划的角度来说,哪些地方是可以用于类似展示的,包括遗址公园,实际上很多工作都受制于我们缺乏对大遗址细致的勘探,情况不是太明了。以前之所以没有立项,是因为这需要大量的经费、时间和人力。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了,据了解,我们“十二五”规划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是100亿,“十一五”是20亿,你想想,增加了5倍。但是,我们目前并没有考虑开展系统的勘探。地下埋藏的情况没有充分的详细了解,那么保护、规划的实施就会出现不切合实际、有的放矢这些疑问。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大遗址保护的经费从中抽出至少五分之一,用于系统的勘探。一些有资质的单位可以承担这一项目,用五到十年的时间,起码把百项大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的勘探。因为现在的勘探不仅仅是钻探了,包括系统的测绘、每一个孔的情况的记录。不发掘或者少发掘就能对地下的埋藏情况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这是符合我们尽可能用小的发掘面积来获取大量信息的一个方式,也是现在大遗址考古工作的一个趋势。但是这个必须由国家文物局牵头,有大量的经费来支持,然后是一些遗址的申报、设置系统的勘探的技术要求,包括检验、验收的标准等。应该有一个完善的环节,保证这个钱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效用,而不是走过场,钱拿到了,效果不敢说,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另外一个提议就是讲讲南海考古。南海争端现在是国际上的一个热点,我们要提供南海的领土、领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些依据。这个依据有法律方面的依据,还有历史方面的。历史依据一方面是文献记载,一方面就是考古资料,如果能有考古的资料来证明我们的先民很早就生活在那儿生活,比如说我们历代的政府很早就对这里实施管辖,有这样的证据的话,那是铁证,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南海岛屿的考古调查。上个世纪80年代初,民族大学的王恒杰先生曾经自己做过。

 


    记者:咱们所目前在海南开展工作,也有建工作站的计划,就是您这种思路的实施吧。


    王巍所长:对,说实话,南海考古迄今为止主要是水下考古,但我觉得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仅有水下考古是不够的。因为水下考古主要表现在航路上,我们中国的瓷器还有可能出现在非洲,那只能说是我们的船经过过那儿,但是如果在岛屿上发现有我们生活过的遗迹,那就是铁证。所以国家要组织力量来开展南海考古,尽快建立南海考古的基地。


    我最后提的主要是这三个建议,关于鉴宝栏目的,那是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到的,我在提具体的建议的时候,系统了解了一下具体情况,据说广电部也要对这些鉴宝的栏目有一些新的规定,所以我就没有再明确的提出。


    记者:您在两会提出的建议在会上讨论的时候,大家的反响是怎么样的?


    王巍所长:实际上大家都很认同。虽然代表来自不同的领域,在我们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是很赞同的,因为文化遗产是民族的血脉,也是文明的见证,所以保护文化遗产,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无论是来自政府的,还是来自企业的代表都是很认同的。所以我的每一个建议也都至少征集了10个代表以上的附议,一起来提建议。


    记者:大家可能对人大的运作方式不是很了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人大代表在人大休会期间有哪些权力呢?是否有对各级政府的质询权等?


    王巍所长:人大呢,其实是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他的主要职能一个是选举国家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包括军队的。然后是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院这些机构,选举人大常委、主任。这套程序是在第一次会议上行使的。另外,每年还要审议一些法律、法规,修改、提出或通过一些法律法规。还有就是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各个部门,比如我们的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我们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情况进行检查。


    至于在休会期间,人大代表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对研究领域你要有所了解,对你所关心的、关注的问题也要了解。这个了解可以通过日常的工作,也可以通过人大安排的一些考察。通常全国人大会定期组织一些人大代表就某一个专题进行考察,但不是很多,时间上不是很紧张。对各级政府的质询权往往是在全体会议的时候提出,在每次全会上的时候,比如说在政府部门、政府部门领导、部长的一些汇报中,那个场合是可以提出质询,平时没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人大代表本身不是一种权力,人大是一种最高权力机构,人大代表实际是作为整个机构的一份子在集体实行职权,而不是个人有什么权力。


    记者:您认为考古界如何才能利用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平台,表达自己的诉求呢?


    王巍所长:作为目前考古学界唯一的人大代表我会利用很多机会来表达这种诉求,比如说媒体采访我,希望我提出几个关键词,我提出一个就是公平,一个是安全,安全包括食品安全、人身安全,包括网络安全等等,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文物安全。然后是保护,保护人民的基本权益,保护老人、儿童,保护弱势群体,也包括保护我们每个公民的权利和我们特有的文化。所以这当中,既有我作为人民的一份子对于整体社会的问题,比如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包括交通等等,当然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应该代表考古学界反应考古学界、考古人,或者文化遗产方面的呼声、意见、建议。我觉得从诉求上应该是这样,不是表达我个人要怎么怎么样,要尽可能的把自己作为考古界群体的一个代言。当然考古界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多少有些不同,但是呢,要对能够反映考古学界,或者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您是否会利用人大代表的特殊身份,在公众考古方面做一些工作呢?


    王巍所长:这个我倒还没有来的及想,因为公众考古也是我们的责任、职责的一部分,无论是考古所的所长,还是一个考古工作者,都有这个义务。人大代表的角度我还真没有,但是我会在以后考虑提出加强对中华文明的研究成果的宣传这样的建议,甚至是提案。因为现在对这方面的宣传,包括对内的宣传和对外的宣传都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对外,增强我们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辉煌和灿烂,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多元统一的格局、中外文明的交流等等,有很多需要公众的认知。中华古老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很多先人的文明创造在现在的现实生活中仍然被传承。所以在这方面,应该可以说,中国考古学在普及考古知识,或者公众考古方面,跟其他国家的考古工作者相比,有着更为特殊的责任,那就是我们是在研究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文明、文化遗产。所以呢,我们多一点普及,让民众多知道一点,更能够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凝聚力,对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都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从这一点说,公众考古不仅仅是宣传宣传考古成果、发现,而是有很深层次的意义。而且大家了解的文化遗产,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瓶瓶罐罐、砖瓦,是文明的见证,包含有那么多的历史文化信息,从这个侧面来说,也会提高全民对文物保护的意识。


    记者:全国人大是我国最高的立法机构,您作为人大代表,对促进文物法制建设有什么想法?


    王巍所长:现在一直在酝酿修改文物法,这方面考古界也有一些意见,比如说,盗墓罪取消死刑,是因为一系列的经济犯罪取消死刑。盗墓也被作为经济犯罪,这个我本人和考古界很多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或者有明确的反对的意见。因为盗墓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行为,自古以来,盗墓是重罪。而且,是在盗我们祖先的东西。文物盗出来后,大量的地下埋藏时候的历史文化信息都丧失了,只是变成古董了。所以我们是要来呼吁加大打击盗墓这种特殊犯罪的力度,而不应该把它仅仅作为经济犯罪。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尤其是在全民收藏热的背景下,加大对盗墓的打击力度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虽然文物法颁布很多年了,对全民的文物法的普及也是一个亟待加强的方面。

 

 


    记者:作为考古界的人大代表,您今后准备开展哪些工作,以更好地利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平台,充分反映考古界的呼声呢?


    王巍所长:我现在是人大代表了,今后要在工作当中,在各地的视察、考察当中,要从人大代表的角度去注意观察,观察文物考古、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存在的问题,要更注重倾听各层次工作人员的意见和呼声。我觉得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像这样了解情况、倾听呼声,从我这个角度去反映考古人、文化遗产保护界的人的呼声,希望能够对我们国家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尽一点力。


    记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和考古研究所的所长,当选为人大代表以后,您对考古所的发展有什么新的想法?


    王巍所长:考古所现在应该是赶上了历史上少有的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和机遇。社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能够让考古所首批进入,给考古所的发展和腾飞创造了非常重要的前提和条件。我们原来发展中经费的不足、设备的陈旧落后、收入的低下等等,这些问题,现在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或者是解决。应该说,我们是万事俱备,我们这台车已经保养好了,也加好油了,是高速向前推进的时候了。实际我觉得,今后考古所可能要在深化研究,提升研究水平上下功夫,因为创新工程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就是要拿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这一方面,我们想要采取一些措施,一些激励的措施,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发挥潜力,自觉的、勤奋的学者自觉发挥潜力;对有潜力但是还没有发挥的,我们要促使他们,甚至是逼出潜力。让每个人的潜力都得到充分的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得到最大的发挥,考古所的未来一定是非常光明的。


    记者:也就是说对每个工作人员的要求就更高了。


    王巍所长:是的,每个人要在你的岗位上发挥你最大的潜力和能量。因为我们就像一部机器,每一个链条、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螺丝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某一个环节出问题,那整个工作就会受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要让每一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能够最大限的发挥。当然最好是能够心情舒畅、愉快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很多制度的配套,比如说我们的机制,要体现公正公平,要公开透明,等等,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这个是我们领导需要考虑的。


    记者:非常感谢王巍所长能在百忙中接受中国考古网的专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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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归来话人大----全国人大代表王巍所长访谈

发布时间: 2013-04-28

 

    记者:首先祝贺您当选第十二届人大代表!两会期间很多媒体都对您进行了专访,作为本届唯一的考古学家人大代表,您独到的见解反映了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心声,如今两会归来,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感受吗?


    王巍所长: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人大的会议,心情很激动,尤其是第一次走进大会堂,第一次进入会场,感受那种庄严的气氛,激动之心难以言表,当然也有很多是老委员了,第二届、第三届,最多的是五届,但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次新的体验。虽然以前也去大会堂开过会,但是人大会的这种氛围显然是不一样的,是讨论国家的大政方针。因为这次是产生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而且是第四代和第五代的交接,对国内来说也很瞩目。能够作为一个国家重大发展的新老交替的见证,很激动。当然同时也觉得是一种责任,我觉得人大代表不单是一种荣誉,更重要的是要能够代表你所能了解的这部分人民的意志、呼声,其实说起来我们也算是来自基层,从我们的角度怎么能够反映文物考古界的这种声音、需求和愿望才应该是我们应该做的。

 

 


    记者:我看很多媒体对您的专访涉及到了文化遗产保护、文物收藏、拍卖这些话题,这些也是目前咱们考古界现在比较热门的,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您的这些观点正好是代表了国内一些考古学家的心声。


    王巍所长:是啊,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是在第一线,有很多感受,这些感受很多在考古界是共同的,比如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中怎么把文化遗产摆在更优先的位置,而不是放在从属的位置;怎么更好、更准确地宣传考古的成果,引导大家更重视文物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等,这些都是我们很久以来就有的想法。这次是有了这个机会,能够发表出来,而且自己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考古界的一些想法终于有一个机会去直接面对媒体和社会来发出呼声,这是我最深的一个体会。


    记者:咱们以前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在学术界层面上,现在您通过人大代表这个身份说出来,就进入到了国家参政议政的层面了。


    王巍所长:对,这些观点我们在一些场合也说,但是那是纯个人的一种表达。如今作为人大代表,发出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只是个人的角度,起码是这个领域的,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大家的呼声。而且政府机构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提案现在都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制度,比如提案建议,如果你明确要求政府部门回应,他就一定会回应;但也有些建议是仅供参考,不要求回应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各个部门对人大代表的质询,包括提案建议都是很重视的,都是要在明确的时间内答复一二三四,最后还要询问人大代表是不是满意。如果对这个答复不满意,那他还要再继续办理。从这个角度,也可以体现出我们的政府对来自人民的呼声的重视程度在加强,这个还是挺令人欣慰的。


    记者:您是本届唯一的考古学界代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继夏鼐先生之后第二位当选的考古学界人大代表,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尤其是像考古学这种冷门的学科,也逐步开始参政议政,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您有什么感想?


    王巍所长:确实,考古界有不少都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确实比较少。据我了解,我们院里可能夏鼐先生之后我是第二个,陕西曾经有过石兴邦先生和韩伟先生,但总体来看确实是比较少。人大和政协角度略有不同。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能更直接地来参政议政。所以,我觉得如今我们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学界的成果、以及考古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考古学的知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关注度不断提高,人们对考古、文物的兴趣也越来越强。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觉得自己的当选,主要还是和我们考古学地位的上升和提高有最直接的关系。我个人恰好是处在这么一个国家级考古机构的领导的位置上,成为人大代表,主要还是我们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和发展的一种反映。


    记者:您在本次大会中提交的议案里面涉及了哪些问题呢?


    王巍所长:我提交了几个建议,不是议案。人大代表的议案要30个代表共同提出,但我们这方面人数是很少的。我提了几个建议,一个是关于在城镇化建设当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体来说就是把文化遗产的保护放在城镇化建设最优先考虑的环节。因为城镇化的建设会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的,必然会涉及很多遗址、很多文化遗产,所以,必须把文化遗产放在最首先要考虑的位置上,而不是说先把方案定了、区域定了,才来考虑遗产保护。最终在这个前提下,考古将非常被动。在基建现场,是清理还是放弃?清理就会延缓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放弃就会造成遗产破坏,这就造成了两难的局面。如果是先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前面,我们在城镇化建设选点的时候就可以避开一些重点的遗址。而且在涉及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有一票否决权,如果城镇化建设涉及到全国重点的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等等,那就必须改变计划,我其实很强调这一点。


    还有一个与之相结合、相配套的提议,就是建议国家文物局主导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开展大遗址的勘探。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目前我们国家有几百处的国宝级的大遗址,我们曾经提出过一百项大遗址的规划编制。但是实际上,这些大遗址基本上都没有做过系统的勘探,我们顶多知道一个大致的范围。比如我们做的一些都城遗址,对宫城的位置、大体区域的功能有所了解,其他细部的了解很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开展过全面系统的勘探,当然这需要大量的经费。没有全面系统的勘探,对地下埋藏的了解可以说是很粗的、轮廓性的东西。从保护的角度来说,哪些地方是必须要保护的;从规划的角度来说,哪些地方是可以用于类似展示的,包括遗址公园,实际上很多工作都受制于我们缺乏对大遗址细致的勘探,情况不是太明了。以前之所以没有立项,是因为这需要大量的经费、时间和人力。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了,据了解,我们“十二五”规划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是100亿,“十一五”是20亿,你想想,增加了5倍。但是,我们目前并没有考虑开展系统的勘探。地下埋藏的情况没有充分的详细了解,那么保护、规划的实施就会出现不切合实际、有的放矢这些疑问。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大遗址保护的经费从中抽出至少五分之一,用于系统的勘探。一些有资质的单位可以承担这一项目,用五到十年的时间,起码把百项大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的勘探。因为现在的勘探不仅仅是钻探了,包括系统的测绘、每一个孔的情况的记录。不发掘或者少发掘就能对地下的埋藏情况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这是符合我们尽可能用小的发掘面积来获取大量信息的一个方式,也是现在大遗址考古工作的一个趋势。但是这个必须由国家文物局牵头,有大量的经费来支持,然后是一些遗址的申报、设置系统的勘探的技术要求,包括检验、验收的标准等。应该有一个完善的环节,保证这个钱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效用,而不是走过场,钱拿到了,效果不敢说,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另外一个提议就是讲讲南海考古。南海争端现在是国际上的一个热点,我们要提供南海的领土、领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些依据。这个依据有法律方面的依据,还有历史方面的。历史依据一方面是文献记载,一方面就是考古资料,如果能有考古的资料来证明我们的先民很早就生活在那儿生活,比如说我们历代的政府很早就对这里实施管辖,有这样的证据的话,那是铁证,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南海岛屿的考古调查。上个世纪80年代初,民族大学的王恒杰先生曾经自己做过。

 


    记者:咱们所目前在海南开展工作,也有建工作站的计划,就是您这种思路的实施吧。


    王巍所长:对,说实话,南海考古迄今为止主要是水下考古,但我觉得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仅有水下考古是不够的。因为水下考古主要表现在航路上,我们中国的瓷器还有可能出现在非洲,那只能说是我们的船经过过那儿,但是如果在岛屿上发现有我们生活过的遗迹,那就是铁证。所以国家要组织力量来开展南海考古,尽快建立南海考古的基地。


    我最后提的主要是这三个建议,关于鉴宝栏目的,那是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到的,我在提具体的建议的时候,系统了解了一下具体情况,据说广电部也要对这些鉴宝的栏目有一些新的规定,所以我就没有再明确的提出。


    记者:您在两会提出的建议在会上讨论的时候,大家的反响是怎么样的?


    王巍所长:实际上大家都很认同。虽然代表来自不同的领域,在我们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是很赞同的,因为文化遗产是民族的血脉,也是文明的见证,所以保护文化遗产,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无论是来自政府的,还是来自企业的代表都是很认同的。所以我的每一个建议也都至少征集了10个代表以上的附议,一起来提建议。


    记者:大家可能对人大的运作方式不是很了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人大代表在人大休会期间有哪些权力呢?是否有对各级政府的质询权等?


    王巍所长:人大呢,其实是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他的主要职能一个是选举国家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包括军队的。然后是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院这些机构,选举人大常委、主任。这套程序是在第一次会议上行使的。另外,每年还要审议一些法律、法规,修改、提出或通过一些法律法规。还有就是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各个部门,比如我们的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我们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情况进行检查。


    至于在休会期间,人大代表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对研究领域你要有所了解,对你所关心的、关注的问题也要了解。这个了解可以通过日常的工作,也可以通过人大安排的一些考察。通常全国人大会定期组织一些人大代表就某一个专题进行考察,但不是很多,时间上不是很紧张。对各级政府的质询权往往是在全体会议的时候提出,在每次全会上的时候,比如说在政府部门、政府部门领导、部长的一些汇报中,那个场合是可以提出质询,平时没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人大代表本身不是一种权力,人大是一种最高权力机构,人大代表实际是作为整个机构的一份子在集体实行职权,而不是个人有什么权力。


    记者:您认为考古界如何才能利用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平台,表达自己的诉求呢?


    王巍所长:作为目前考古学界唯一的人大代表我会利用很多机会来表达这种诉求,比如说媒体采访我,希望我提出几个关键词,我提出一个就是公平,一个是安全,安全包括食品安全、人身安全,包括网络安全等等,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文物安全。然后是保护,保护人民的基本权益,保护老人、儿童,保护弱势群体,也包括保护我们每个公民的权利和我们特有的文化。所以这当中,既有我作为人民的一份子对于整体社会的问题,比如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包括交通等等,当然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应该代表考古学界反应考古学界、考古人,或者文化遗产方面的呼声、意见、建议。我觉得从诉求上应该是这样,不是表达我个人要怎么怎么样,要尽可能的把自己作为考古界群体的一个代言。当然考古界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多少有些不同,但是呢,要对能够反映考古学界,或者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您是否会利用人大代表的特殊身份,在公众考古方面做一些工作呢?


    王巍所长:这个我倒还没有来的及想,因为公众考古也是我们的责任、职责的一部分,无论是考古所的所长,还是一个考古工作者,都有这个义务。人大代表的角度我还真没有,但是我会在以后考虑提出加强对中华文明的研究成果的宣传这样的建议,甚至是提案。因为现在对这方面的宣传,包括对内的宣传和对外的宣传都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对外,增强我们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辉煌和灿烂,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多元统一的格局、中外文明的交流等等,有很多需要公众的认知。中华古老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很多先人的文明创造在现在的现实生活中仍然被传承。所以在这方面,应该可以说,中国考古学在普及考古知识,或者公众考古方面,跟其他国家的考古工作者相比,有着更为特殊的责任,那就是我们是在研究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文明、文化遗产。所以呢,我们多一点普及,让民众多知道一点,更能够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凝聚力,对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都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从这一点说,公众考古不仅仅是宣传宣传考古成果、发现,而是有很深层次的意义。而且大家了解的文化遗产,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瓶瓶罐罐、砖瓦,是文明的见证,包含有那么多的历史文化信息,从这个侧面来说,也会提高全民对文物保护的意识。


    记者:全国人大是我国最高的立法机构,您作为人大代表,对促进文物法制建设有什么想法?


    王巍所长:现在一直在酝酿修改文物法,这方面考古界也有一些意见,比如说,盗墓罪取消死刑,是因为一系列的经济犯罪取消死刑。盗墓也被作为经济犯罪,这个我本人和考古界很多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或者有明确的反对的意见。因为盗墓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行为,自古以来,盗墓是重罪。而且,是在盗我们祖先的东西。文物盗出来后,大量的地下埋藏时候的历史文化信息都丧失了,只是变成古董了。所以我们是要来呼吁加大打击盗墓这种特殊犯罪的力度,而不应该把它仅仅作为经济犯罪。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尤其是在全民收藏热的背景下,加大对盗墓的打击力度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虽然文物法颁布很多年了,对全民的文物法的普及也是一个亟待加强的方面。

 

 


    记者:作为考古界的人大代表,您今后准备开展哪些工作,以更好地利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平台,充分反映考古界的呼声呢?


    王巍所长:我现在是人大代表了,今后要在工作当中,在各地的视察、考察当中,要从人大代表的角度去注意观察,观察文物考古、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存在的问题,要更注重倾听各层次工作人员的意见和呼声。我觉得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像这样了解情况、倾听呼声,从我这个角度去反映考古人、文化遗产保护界的人的呼声,希望能够对我们国家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尽一点力。


    记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和考古研究所的所长,当选为人大代表以后,您对考古所的发展有什么新的想法?


    王巍所长:考古所现在应该是赶上了历史上少有的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和机遇。社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能够让考古所首批进入,给考古所的发展和腾飞创造了非常重要的前提和条件。我们原来发展中经费的不足、设备的陈旧落后、收入的低下等等,这些问题,现在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或者是解决。应该说,我们是万事俱备,我们这台车已经保养好了,也加好油了,是高速向前推进的时候了。实际我觉得,今后考古所可能要在深化研究,提升研究水平上下功夫,因为创新工程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就是要拿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这一方面,我们想要采取一些措施,一些激励的措施,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发挥潜力,自觉的、勤奋的学者自觉发挥潜力;对有潜力但是还没有发挥的,我们要促使他们,甚至是逼出潜力。让每个人的潜力都得到充分的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得到最大的发挥,考古所的未来一定是非常光明的。


    记者:也就是说对每个工作人员的要求就更高了。


    王巍所长:是的,每个人要在你的岗位上发挥你最大的潜力和能量。因为我们就像一部机器,每一个链条、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螺丝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某一个环节出问题,那整个工作就会受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要让每一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能够最大限的发挥。当然最好是能够心情舒畅、愉快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很多制度的配套,比如说我们的机制,要体现公正公平,要公开透明,等等,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这个是我们领导需要考虑的。


    记者:非常感谢王巍所长能在百忙中接受中国考古网的专访。谢谢!

作者:本站记者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