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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明国际论坛暨考古研究所与斯坦福大学第一届双边学术讨论会纪要
发布时间:2009-08-23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黄超    点击率:
    2009年5月25日—26日,第二届古代文明国际论坛暨考古研究所与斯坦福大学第一届双边学术讨论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八楼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文物报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斯坦福大学的十二位学者进行了发言。有关此次学术会议的具体情况如下:
 
    25日上午9时,在王巍所长介绍过本次会议的相关情况,并对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后,讨论会正式开始。
 
 
 
    上午会议由陈星灿副所长主持。首先发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巍所长,他的题目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新进展》。王所长介绍了近几年有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些情况,包括课题的设置、研究方法和所取得的成绩。他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以下特点: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经历了多元并进到中原领先的过程;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环境因素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史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独立起源与周边地区交流互动相结合的过程。
    斯坦福大学的伊恩·罗伯森(Ian Robertson)助教授的题目是《一个早期城市形成中的社会与历史因素:特奥蒂瓦坎,墨西哥》。他首先介绍了特奥蒂瓦坎不同时期的基本情况,然后介绍了对这座城市的建立和发展过程研究的相关成果。他通过采用来自“特奥蒂瓦坎地图绘制项目”的数字档案资料,来考察特奥蒂瓦坎的发展、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在其内部的出现,以及与城市最后衰亡有关的证据。
    考古研究所的李新伟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西坡遗址发掘和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特征》。他首先介绍了西坡遗址发掘的有关情况,主要发现包括遗址核心部位的2座特大半地穴房址和居址南部的墓地,这些发现为探讨庙底沟时期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和特征提供了新的资料。他认为庙底沟类型在其所处的时代居于领先的强势地位,庙底沟类型彩陶蓬勃扩张,分布范围北过长城、东临大海、南越长江、西至甘青,成为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繁盛期的最绚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河南西部的灵宝地区是庙底沟类型的中心地带,西坡遗址是其中的一处中心聚落。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中国史前文化发生重要变革的大的时代背景下观察西坡的重要发现,可以清晰地辨别出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可能对早期国家在中原地区的出现产生了深刻影响。
 
    下午会议由斯坦福大学坎特艺术中心亚洲艺术馆馆长杨晓能教授主持。
    斯坦福大学的约翰·里克(John Rick)的题目是《古代安第斯山等级制度社会的形成之路》。他主要探讨的是秘鲁安第斯山地区的“形成时期”(1800-400BCE)著名代表——世界遗产查文·德·万塔尔遗址。该遗址由位于海拔3180米的高地峡谷地带的一系列仪式性建筑构成。对该遗址的研究揭示出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仪式活动遗存。他认为这些遗存中的建筑、声光效果和神经药物为宗教崇拜的实施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这一宗教依据接近超自然力量的能力构建权力体系。是一个从相对平等社会到至少有三层等级差别的社会政治体系的转变时期的代表。
    考古研究所的唐际根研究员的题目是《中国考古学的东方传统》。他认为失去了纯洁性的考古学一直处于变革之中。旧传统和新知识在塑造现代考古学的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在中国,考古学作为从西方世界“进口”的学科,全面接收了在欧洲和北美发展起来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中国考古学也受到了自身文化的影响。金石学在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他重点探讨了本地传统是否会在未来的中国考古学中继续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斯坦福大学的文化遗产主管劳拉·琼斯(Laura Jones)的题目是《遗产资源管理:重要遗址和建筑保护的范例和策略》。她认为文化遗产资源是重要的公共财产。文化遗产的保护由全美国、各州以及各地的法律促进,由选举出来的行政人员和公众的参与进行监督。她重点探讨了两个保证高质量遗产管理的关键因素:一是职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建筑师的资质;二是识别、评估和对待遗址和建筑物遗产的标准。并认为与教育机构和公众的合作也是重要的保护策略。
 
 
    26日上午的会议由考古研究所的李新伟副研究员主持。
    首先发言的是考古研究所的陈星灿副所长,他的题目是《中心与边缘:中国早期国家的资源策略-以灰嘴遗址为例》。他首先介绍了灰嘴遗址的基本情况,然后介绍了相关研究成果。该报告主要关注的是日常工具主要是农业用具尤其是石器工具的生产。他认为石器与铜器、绿松石等贵族用器的生产不一样,是由地方性的聚落而非国家控制的,通过不同的交换和流通方式供中心聚落使用。多学科合作为了解日用品和贵族用品的生产和流通提供了大量新资料,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国家起源时代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斯坦福大学坎特艺术中心亚洲艺术馆馆长杨晓能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丝绸之路前的对外交流——考古学的观察》。他指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揭示了大量的在传统上认为丝绸之路已经建立的汉朝以前(206BCE-220BCE)中国本身的文化与其外部的文化联系的信息。这些发现不仅仅加强了我们对中国过去的理解,而且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以及一些问题的研究,例如,农业(尤其是小麦)的起源,马的驯化,冶炼技术(炼铜和炼铁)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流。他主要论述了与这些主题有关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和研究的方向。
    考古研究所的赵志军研究员的题目是《小麦之路:中国早期小麦的考古学观察》。他首先介绍了最近几年来有关小麦最新考古发现的一些材料,这些发现为探讨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然后主要探讨了小麦是何时传入中国古代文化核心区域-中原地区的,以及通过哪些途径传入的。一般认为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是小麦传入中国的必经之道。他认为在中国出土的早期小麦遗存的年代大多在距今3500至4500年之间,这可能就是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小麦遗存大多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标明小麦传入中国的途径也许并不是丝绸之路,可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或几条不同的路线,例如,通过蒙古草原,或沿着南亚和东南亚的海岸线。
 
 
    下午会议由斯坦福大学的文化遗产主管劳拉·琼斯(Laura Jones)主持。
    斯坦福大学的理查德·维诺格拉德(Richard Vinograd)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考古发现对中国绘画的艺术史理解的的影响》。他认为过去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与中国绘画有关的可靠的和可确定年代的资料,这些资料的年代范围从公元前3世纪至明代。这些发现使得有关绘画材料、技法、风格、功能和肖像学的问题得以解释。考古发现的材料为中国早期帝国时期绘画的艺术史提供了基本资料,但在对10世纪及其以后的中国晚期帝时期的研究中,考古学与绘画史的结合是需要面临的挑战。他主要关注了一些与此有关的学科性的、描述性的和证据性的问题。
    考古研究所的杜金鹏研究员的报告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大遗址保护工作》。他主要介绍了考古所参与的大遗址保护项目以及我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重要措施等内容。考古所参与的大遗址保护项目包括:百处大遗址的遴选及其保护大纲的制订、多处大遗址保护规划和保护方案的制订,如偃师商城遗址保护规划、西城墙和宫城保护方案、偃师二里头遗址保护规划、保护方案、殷墟遗址保护方案、汉魏洛阳城遗址保护规划、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规划、曹魏邺城遗址保护规划和藏王墓保护规划等以及实施大遗址保护调研课题。他指出最近几年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重要举措主要包括:《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制定、“三线二片”保护项目的实施(三线指长城、丝绸之路和大运河。二片指西安片区和洛阳片区)、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与《大遗址保护西安共识》的提出和“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的举行。
    斯坦福大学的米切尔·威尔考科斯(Michael Wilcox)助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质问崩溃:美国西南部查科峡谷和霍霍坎中心地带消失的描述》。他批驳了美国作家Jared Diamond 在其畅销书《枪炮、细菌、钢铁和崩溃: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提出的环境管理的失误、过度人口增长以及干旱导致了美国西南部古代城市中心崩溃、居民消失的观点。指出当代普韦布洛人和比马人正是这些古代文明的遗民。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本次学术会议,不仅加强了我们对文明的认识和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外合作和学术交流。
 
 
 
 
 
(责任编辑: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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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明国际论坛暨考古研究所与斯坦福大学第一届双边学术讨论会纪要

发布时间: 2009-08-23

    2009年5月25日—26日,第二届古代文明国际论坛暨考古研究所与斯坦福大学第一届双边学术讨论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八楼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文物报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斯坦福大学的十二位学者进行了发言。有关此次学术会议的具体情况如下:
 
    25日上午9时,在王巍所长介绍过本次会议的相关情况,并对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后,讨论会正式开始。
 
 
 
    上午会议由陈星灿副所长主持。首先发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巍所长,他的题目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新进展》。王所长介绍了近几年有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些情况,包括课题的设置、研究方法和所取得的成绩。他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以下特点: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经历了多元并进到中原领先的过程;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环境因素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史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独立起源与周边地区交流互动相结合的过程。
    斯坦福大学的伊恩·罗伯森(Ian Robertson)助教授的题目是《一个早期城市形成中的社会与历史因素:特奥蒂瓦坎,墨西哥》。他首先介绍了特奥蒂瓦坎不同时期的基本情况,然后介绍了对这座城市的建立和发展过程研究的相关成果。他通过采用来自“特奥蒂瓦坎地图绘制项目”的数字档案资料,来考察特奥蒂瓦坎的发展、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在其内部的出现,以及与城市最后衰亡有关的证据。
    考古研究所的李新伟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西坡遗址发掘和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特征》。他首先介绍了西坡遗址发掘的有关情况,主要发现包括遗址核心部位的2座特大半地穴房址和居址南部的墓地,这些发现为探讨庙底沟时期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和特征提供了新的资料。他认为庙底沟类型在其所处的时代居于领先的强势地位,庙底沟类型彩陶蓬勃扩张,分布范围北过长城、东临大海、南越长江、西至甘青,成为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繁盛期的最绚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河南西部的灵宝地区是庙底沟类型的中心地带,西坡遗址是其中的一处中心聚落。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中国史前文化发生重要变革的大的时代背景下观察西坡的重要发现,可以清晰地辨别出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可能对早期国家在中原地区的出现产生了深刻影响。
 
    下午会议由斯坦福大学坎特艺术中心亚洲艺术馆馆长杨晓能教授主持。
    斯坦福大学的约翰·里克(John Rick)的题目是《古代安第斯山等级制度社会的形成之路》。他主要探讨的是秘鲁安第斯山地区的“形成时期”(1800-400BCE)著名代表——世界遗产查文·德·万塔尔遗址。该遗址由位于海拔3180米的高地峡谷地带的一系列仪式性建筑构成。对该遗址的研究揭示出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仪式活动遗存。他认为这些遗存中的建筑、声光效果和神经药物为宗教崇拜的实施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这一宗教依据接近超自然力量的能力构建权力体系。是一个从相对平等社会到至少有三层等级差别的社会政治体系的转变时期的代表。
    考古研究所的唐际根研究员的题目是《中国考古学的东方传统》。他认为失去了纯洁性的考古学一直处于变革之中。旧传统和新知识在塑造现代考古学的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在中国,考古学作为从西方世界“进口”的学科,全面接收了在欧洲和北美发展起来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中国考古学也受到了自身文化的影响。金石学在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他重点探讨了本地传统是否会在未来的中国考古学中继续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斯坦福大学的文化遗产主管劳拉·琼斯(Laura Jones)的题目是《遗产资源管理:重要遗址和建筑保护的范例和策略》。她认为文化遗产资源是重要的公共财产。文化遗产的保护由全美国、各州以及各地的法律促进,由选举出来的行政人员和公众的参与进行监督。她重点探讨了两个保证高质量遗产管理的关键因素:一是职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建筑师的资质;二是识别、评估和对待遗址和建筑物遗产的标准。并认为与教育机构和公众的合作也是重要的保护策略。
 
 
    26日上午的会议由考古研究所的李新伟副研究员主持。
    首先发言的是考古研究所的陈星灿副所长,他的题目是《中心与边缘:中国早期国家的资源策略-以灰嘴遗址为例》。他首先介绍了灰嘴遗址的基本情况,然后介绍了相关研究成果。该报告主要关注的是日常工具主要是农业用具尤其是石器工具的生产。他认为石器与铜器、绿松石等贵族用器的生产不一样,是由地方性的聚落而非国家控制的,通过不同的交换和流通方式供中心聚落使用。多学科合作为了解日用品和贵族用品的生产和流通提供了大量新资料,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国家起源时代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斯坦福大学坎特艺术中心亚洲艺术馆馆长杨晓能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丝绸之路前的对外交流——考古学的观察》。他指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揭示了大量的在传统上认为丝绸之路已经建立的汉朝以前(206BCE-220BCE)中国本身的文化与其外部的文化联系的信息。这些发现不仅仅加强了我们对中国过去的理解,而且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以及一些问题的研究,例如,农业(尤其是小麦)的起源,马的驯化,冶炼技术(炼铜和炼铁)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流。他主要论述了与这些主题有关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和研究的方向。
    考古研究所的赵志军研究员的题目是《小麦之路:中国早期小麦的考古学观察》。他首先介绍了最近几年来有关小麦最新考古发现的一些材料,这些发现为探讨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然后主要探讨了小麦是何时传入中国古代文化核心区域-中原地区的,以及通过哪些途径传入的。一般认为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是小麦传入中国的必经之道。他认为在中国出土的早期小麦遗存的年代大多在距今3500至4500年之间,这可能就是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小麦遗存大多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标明小麦传入中国的途径也许并不是丝绸之路,可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或几条不同的路线,例如,通过蒙古草原,或沿着南亚和东南亚的海岸线。
 
 
    下午会议由斯坦福大学的文化遗产主管劳拉·琼斯(Laura Jones)主持。
    斯坦福大学的理查德·维诺格拉德(Richard Vinograd)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考古发现对中国绘画的艺术史理解的的影响》。他认为过去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与中国绘画有关的可靠的和可确定年代的资料,这些资料的年代范围从公元前3世纪至明代。这些发现使得有关绘画材料、技法、风格、功能和肖像学的问题得以解释。考古发现的材料为中国早期帝国时期绘画的艺术史提供了基本资料,但在对10世纪及其以后的中国晚期帝时期的研究中,考古学与绘画史的结合是需要面临的挑战。他主要关注了一些与此有关的学科性的、描述性的和证据性的问题。
    考古研究所的杜金鹏研究员的报告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大遗址保护工作》。他主要介绍了考古所参与的大遗址保护项目以及我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重要措施等内容。考古所参与的大遗址保护项目包括:百处大遗址的遴选及其保护大纲的制订、多处大遗址保护规划和保护方案的制订,如偃师商城遗址保护规划、西城墙和宫城保护方案、偃师二里头遗址保护规划、保护方案、殷墟遗址保护方案、汉魏洛阳城遗址保护规划、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规划、曹魏邺城遗址保护规划和藏王墓保护规划等以及实施大遗址保护调研课题。他指出最近几年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重要举措主要包括:《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制定、“三线二片”保护项目的实施(三线指长城、丝绸之路和大运河。二片指西安片区和洛阳片区)、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与《大遗址保护西安共识》的提出和“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的举行。
    斯坦福大学的米切尔·威尔考科斯(Michael Wilcox)助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质问崩溃:美国西南部查科峡谷和霍霍坎中心地带消失的描述》。他批驳了美国作家Jared Diamond 在其畅销书《枪炮、细菌、钢铁和崩溃: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提出的环境管理的失误、过度人口增长以及干旱导致了美国西南部古代城市中心崩溃、居民消失的观点。指出当代普韦布洛人和比马人正是这些古代文明的遗民。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本次学术会议,不仅加强了我们对文明的认识和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外合作和学术交流。
 
 
 
 
 
(责任编辑:高丹)

作者: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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