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1-22日,“第四届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代文化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在香港举行,此次大会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办,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协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越南、俄罗斯、美国等地的40多位学者应邀参加。此次大会的主题是“古代香港与东亚”,重点探讨的议题是“玉玦与白陶起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应邀率团参加了此次大会,并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进展》为题作了主题演讲。王所长首先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近期动向作了系统梳理,接着重点介绍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第一阶段)的主要收获,最后指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主要认识分歧。王所长认为,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中,较为重视社会分化、等级制度、权力构成等制度文明的层面,对于作为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的经济和工艺技术的发展变化、对于气候环境的变化与人类活动及文明演进关系的研究、对作为维护王权重要工具的意识形态—“礼”的形成、发展与传播、各地区的互动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等重大问题还需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在谈到应如何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背景和原因时,王所长明确指出,首先应当对各个地区至少是文明起源较早,史前文化和社会较为发达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及其背景和原因进行研究,进而探讨各个地区人群及其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再来探讨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及其背景和原因。从现有的资料看,各个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各地区并不是相互隔绝,而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要在迄今研究的基础上,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去探索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及其背景和原因。需要继续对各个地区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更需要多学科结合的,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的综合研究,还需要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进行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全面、准确、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特点以及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机制,进而为人类文明演进的研究做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演讲结束后,王所长还就与会学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本所一同参加此次大会的还有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傅宪国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许宏研究员、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刘国祥副研究员,三位学者分别以《环珠江口地区白陶和彩陶及其渊源》、《聚落与礼器所见二里头时代中原王朝的兴起及整合》、《中国玉文化起源研究的现状与前景》为题在分组会上进行了演讲。 此外,在玉器组的讨论中,黑龙江省文化厅文物处的孙长庆先生探讨了小南山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石材绳切技术;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赵评春先生介绍了黑龙江省出土的早期玉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索秀芬博士对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兴隆洼文化晚期玉器的特征、用玉习俗及源流关系进行了探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闻广先生以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研究为例,指出鉴别古玉是否真玉之软玉,除需确定其矿物成份是否透闪石或阳起石外,还需研究是否具有交织纤维显微结构及其特征,并说明查海遗址第一次所出8件玉器初步认定全是真玉之软玉;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段宏振先生对北福地遗址出土玉器的类型、功能进行分析,指出北福地的玉器与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在类型及形制方面非常相似,同属于东北史前玉器文化系统,而该系统的玉器文化在中国史前玉器文化中占据十分显著的地位;四川大学吕红亮先生从兴隆沟遗址4号居室墓的墓主人头骨和牛河梁“女神庙”内出土的女神头像两例眼睛嵌玉的“史前行为”入手,结合东亚及近东地区的考古材料,对史前眼睛信仰进行了探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朝洪教授从玉料产源的角度论证了玉器起源的几个问题,指出研究古玉产源的方法有两类,一类是对古玉和已知玉矿的标本对比分析,另一类是对古玉产地的实地考察,通过对东北地区古玉料和已知玉矿的测试说明,东北地区史前玉器的软玉玉料不是来自新疆和田,应是“就近取材”;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大顺先生对辽海与辽宁其它史前遗址出土的早期玉器进行了研究,指出玦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特定的制作技术,却在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广大地域有共同性,特别是查海遗址有环式玦和柱式玦,玦和匕形器等不同形制的共存,却分别在环太湖地区和日本列岛都有相同的考古关系的规律性,从而形成象征东亚最早文化共同性“玦文化圈”,其起源应是一元的。故宫博物院杨伯达先生对玉玦的形制、功能及定名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应将“玉玦”重新定名为“玉玦形珥”,同时认为兴隆洼文化玉玦形珥是“圣”巫的玉神器;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陆建芳先生介绍了祁头山遗址地层里出土的玉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国平先生介绍了田螺山遗址发掘出土的玉器资料,同时对河姆渡文化玉器的来源和发展、玉器造型、性质和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台湾故宫博物院邓淑苹女士对良渚文化晚末期玉器的变化及纹饰的流传进行了论证和归纳;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刘益昌先生介绍了台湾地区出土的最早的玉器,指出台湾地区玉器出现的最早年代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大坌坑文化的较晚阶段,以目前所知的北部地区的芝山岩遗址下层具有清楚的地层与年代测定结果,其他北部地区遗址则由伴出物确认属于大坌坑文化,至于台湾东海岸地区同一阶段也出现玉器标本与制作的废料,显示史前时期最早制造玉器的地点可能在玉原料产地附近;南京大学历史系黄建秋先生着重探讨了治玉技法起源问题,指出治玉技术与治石技术关系密切,并在治石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出专门的治玉技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牟永抗先生对史前琢玉工艺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以砂为介质的间接摩擦是玉琢的本质特征,此后砣具的作用仍然是圆盘带动的砂浆,应属琢玉核心的主体工序,剥片或琢玉的传统似乎只能认作辅助性工序;中国文物报社曹兵武先生就东亚玉器起源、传播路径、研究现状等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涛先生对三代所用白玉问题进行了分析;日本富山市教育委员会藤田富士夫先生对日本列岛出土的成对玦饰进行了考察,指出日本列岛的玦饰文化可以认为是东亚玦饰文化中的一员,长者屋敷遗址的玦饰与兴隆洼文化的玦饰从色调到形态上相类似,因此在玦饰的起源阶段,暗示着双方存在交流关系;日本长野县立博物馆川崎保先生对日本列岛玉器文化的起源及传播途径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玉器文化从中国江南传到九州,自西日本向日本列岛扩散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应该说是中国东北经过朝鲜半岛玉器文化传来,这方面的可能性有待追索;越南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阮金容博士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越南境内考古发掘出土的距今4000年前至公元2世纪的玉玦,对其造型特征、雕琢工艺、使用方式、交流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RAS西伯利亚考古民族研究所的谢尔盖先生介绍了从西伯利亚到滨海地区玉玦的出土状况,在西伯利亚考古发掘出土的玉玦数量不多,已知的3处遗址共出土5件玉玦,与中国东北地区玉玦的源流关系问题尚需探讨;美国宾夕法尼亚印第安那大学人类学系弗朗西斯•阿勒德先生讨论了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用玉器、青铜器等罕贵物品随葬及其反映出的复杂化社会的关系;日本东北大学阿子岛香先生还介绍了日本用高倍率金属显微镜研究石器痕迹的沿革及当今成果。 在白陶组的讨论中,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贺刚先生介绍了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他认为以高庙遗址下部地层为代表的高庙文化及其中心分布区的沅水流域,是华南白陶的最初发源地,它往北顺沅水而下通过洞庭湖区向东传播到长江下游,同时越过长江传播到陕西南部,向南则溯沅水穿越了五岭山系,传播到了黔东和广西桂江流域,再经西江水系传播到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孟化平先生探讨了湖北省境内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白陶,并将其分成产地型、输入型和混合型三类,强调中国新石器时代白陶起源地和传播中心的多源视角;广东省博物馆杨式挺先生对石峡第一期文化的白陶及其源流问题进行了探讨;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的李海荣先生探讨了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关遗址的分期和年代,他认为以咸头岭为代表的这一类遗存应该归属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即咸头岭文化,其主要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而以珠江口一带最为密集,该文化可以分为比较清晰的三期,它基本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大约距今7000-6000年间的文化面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杨亚长先生分析了龙岗寺遗址出土的白陶及相关问题,他将龙岗寺遗存命名为半坡文化龙岗寺类型,并认为龙岗寺类型的浅浮雕式印纹白陶应当来源于环洞庭湖地区的汤家岗文化;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栾丰实先生系统论述了海岱地区白陶的产生和发展、白陶的分类及特征、白陶的功能和社会意义、白陶的变迁和扩散等内容,他认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汤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相比,海岱地区史前白陶产生的时代并不早,目前确知者最早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早阶段,到龙山文化末期已十分稀少,进入岳石文化之后,白陶似乎在海岱地区消失了,长江中游地区的白陶和海岱地区的白陶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应是各自独立发明的结果,而在海岱地区白陶首先出现于汶泗流域,并且极有可能最先是从大汶口地区发明出来的,然后扩散到泗流域以外地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新光先生介绍了贵州清水江坡脚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已确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存,分早晚两期,早期有一定数量的白陶,晚期白陶基本消失,该遗址的发现为探讨贵州东部与长江中游地区古文化乃至岭南地区古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重要线索;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卜工先生探讨了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他认为广东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格局不是定式的概念,而是变化、动态的体系,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北江以西的西江下游区、环珠江口的岛屿区、北江以东的粤东地区都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分野,距今6000年前后,西江考古学文化大系的发展势头锐减,来自湖南等地不同系统的文化错居杂处,距今5000年前后,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态势是南北对话,东西联系很少。 作为此次大会的主办方及组织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先生以《考古所见古代香港与东亚》为题作了演讲,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香港树皮布石拍与东南亚无纺布体系,二是香港玦饰在东亚位置,三是香港与东南亚管钻辘轳体系,四是香港牙璋与商文化在东南亚扩散,集中展示了该中心近年在考古发掘研究及合作交流中取得的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先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卜工先生分别作总结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大会主题突出,议题明确,取得了圆满的学术效果,以玉玦和白陶为线索,不仅有助于探明古代香港与内地之间存在密切的文化交往关系,同时也进一步彰显了香港考古在东亚考古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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